○ 扈学秋

水城的夜深了。聊城在大运河微澜的呼吸里缓缓沉入梦乡，唯有范景华老师书房的那盏灯，还亮着。温润的光晕透过窗棂，像一枚珍藏多年的旧玉，镶嵌在这座千年古城的沉默里。窗内，他伏在书案前，鼻梁上的眼镜承着光，镜片后，是一双正与三百年前的光阴对视的眼睛。书案上摊开的，正是康熙五十六年《堂邑县志》的影印稿，纸页已经泛黄，脆如蝉翼，仿佛一触就会碎为时间的粉末。

这已不是简单的文字校对，而是一场对过往的凝望。

“堂邑”——这个熟悉的名字，在人们的舌尖轻轻一滚，便带出了春秋战国的烟尘。那个曾书写在《左传》竹简上的“棠”字，原是一树棠梨，是召公伯勤政爱民、在棠树下听讼决狱的遗泽。从“棠”到“堂”，一字之易，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开始设置堂邑县，跨越1300多年的县治春秋，直到1956年，它才好比汇入大海的溪流，将自己的名姓隐入中国历史的版图。一个存在了如此之久的县级行政机构，怎能任其历史记忆在鲁西的风中飘零？研究它，便是为这片已经消逝的故土，重塑一座文字的历史碑林。

范景华老师的指尖拂过那些竖排的繁体字。他看到的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棠梨的花开花落，是县衙和文庙的晨钟暮鼓，是堂邑县城市井的炊烟，更是无数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辛苦劳作以及歌与哭的生动场景。这项工作，是神圣的，但也是寂寞的。它要求研究者要像一名耐心的考古学家，在凌乱文字的断层里细细梳理，却又需要怀着一颗诗人的心，去感知那尘埃之下，大地之上尚未完全冷却的体温。这便是历史文化研究者“青灯黄卷”的真意——那盏灯，照亮的不只是当下的书桌和案台，更是一条逆流而上的时光小船，悄悄地驶向那被湮没的彼岸。

这条为文明“守夜”的孤寂道路，并非范老师一人独行。在另一个书斋里，耿振军老师正进行着另一场更为曲折的寻觅。他的目光，聚焦在东昌府区五大名门望族之一的耿氏家族。他所要打捞的，是一个曾经辉煌的家族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文脉和星光。

耿氏家族有进士五人，存世诗文集数部。这寥寥几个字的背后，是数年的艰苦跋涉与求索。耿明的《风云亭稿》、耿如杞的《世笃堂稿》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还有耿章光字字泣血的《石头恨血》……这些名和号，在图书馆那些浩如烟海的目录中，或许只是一行不起眼的标记。但是想要亲手触摸到它们，将其从沉睡的历史长河中“唤醒”，需要的不仅仅是严谨的眼光，更是一种近乎执拗的执着。

也许我能想象出那样的情景：耿振军老师或许正奔波于寻觅的路上，在充满樟脑与旧纸气息的秘籍室里，小心翼翼地翻开那部康熙四十五年的活字本《世笃堂稿》。指尖传来活字印刷特有的轻微凹凸感，那一刻，他触碰到的似乎不只是纸张，更是三百年前那位耿氏先人的心跳与叹息。一字一句辨认，一页一页整理，他把这些散落的珠玉细心串起，只为复原一部先人写就的、微观的中国文化史。这正是在践行“为往圣继绝学”的古训吧——只不过，这“绝学”并非高悬庙堂的玄理，而是深植一方水土的家族记忆与文采风流。

范景华老师在《堂邑县志》中守护一方水土的集体记忆，耿振军老师则在《世笃堂稿》里打捞一脉相承的家族文脉。深夜的窗外万籁俱寂，唯有室内的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如同春蚕食叶，将历史的桑叶，转化为文化的丝线。在每一夜的这一个时刻，每一张安静的书桌上绽放的灯光，都成了一座无声的烽火台，它们彼此眺望，用文明的星火，对抗着时光的漫漫长夜。

夜仍漫长。但这一盏盏灯下的凝望与追寻，让寂静的夜有了温度，也有了重量。那重量，来自一片土地不愿被遗忘的记忆，也来自一群守夜人安静而坚韧的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