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殿镔

78平方米，算是蜗居了。当然房款也少，6万元，分三次交清。我和妻子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1996年9月，我从老家的许营小学调入北顺小学，从此踏上了每日城乡往返的奔波路。特别是秋冬之际或雨雪纷飞的傍晚，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城区的大街小巷，到了城乡接合部，回望那片万家灯火，心里空落落的——多希望其中有一盏灯，是为自己亮的。

本世纪初，机会来了。父亲所在的食品公司又一次筹建福利住房，作为一名老工人，他可以优惠价格购房。房子就在兴华西路，离北顺小学很近，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

“这个机会就给你吧，你俩哥哥都在农村，用不着。”父亲语气平淡，眼底却藏着愧疚，“只是老三，你知道的，家里帮不上你们什么忙了。”

我怎会不明白？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弟兄仨相继成家，大哥二哥还都添了孩子，早就让父母落下了饥荒。他们哪有余力再帮着我们买房呢？只是当时的6万元房款却似大山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到哪里去弄钱呢？我俩都刚上班，平时还要帮衬家里，手里所剩无几。

妻子力主买房，她娘家也资助了一部分钱。爸妈实在帮不上，我只能硬着头皮到处借钱。姨家、舅家各挪了些，好友万亮也匀了些……每次张口借钱，我都要鼓起极大的勇气，说话时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好像是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真真切切体会到“上山打虎易，开口求人难”的窘迫。

四处奔波后，弄到手的钱离首付2万元还差不少。我心灰意冷，妻子安慰我说这次不要了，以后再说。我无奈地点点头，心里满满的挫败感。

这时，和我教一个班的宓老师伸出了援手。

宓老师是阳谷人，当时四十岁左右，大我十多岁。来北顺小学后，我俩很快就搭档教同一个班。她是一名党员，工作非常认真，很欣赏积极上进的我，经常鼓励我要好好研究教学，抓好学生成绩。对我的缺点，她直言不讳地批评；生活上，她也对我很关心。

问清缘由后，她爽快地说：“要！怎么不要呀？你早晚要在城里安家，你爸爸这还是福利分房，不要多可惜。没事儿，这次差多少，你告诉我，我给你想办法。”

第二天，她就将一沓百元大钞递给了我，我接过来，感觉沉甸甸的，心里仿佛被一座大山堵住，感动得想落泪。宓老师拍拍我的肩膀：“没啥，我和你王叔叔（其夫）工作比你早好多年呢，现在孩子还小，没什么大的开销，就攒了一些钱。这钱你就先用着，后面两次再交钱时，就还和这次一样，你自己先想办法，最后差多少我来想办法！你放心地好好教学就行！”我攥着钱，默默地用力点点头，眼泪砸在地上。

后来两次，就像宓老师说的那样，她又帮我们交上了余款。

周末的一个艳阳天，一串鞭炮“噼噼啪啪”地撒完欢儿后，我将宓老师等几位同事请上楼去。六楼东户，就是我们在城里的第一个小窝，从此，我们在城市里扎下了根。

妻子炒了几个菜，同事们带来一些菜，在小客厅的茶几上拼成一桌席。我正要起身开酒，宓老师从包里拿出一瓶白酒，啪的一声，放到茶几上。她笑呵呵地说：“来，先喝这个吧，是我‘偷’拿的老王的。”我们一片欢呼。

“看！”宓老师指着酒瓶里面亮晶晶的玻璃帆船，说：“咱们今天祝贺殿镔在城里安了家，愿他们今后的小日子一帆风顺！红红火火！”

蜗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我激动得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