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书林

今儿聊聊我小时候吃杨花穗，也就是老家说的“杨巴狗”的稀罕事儿。可能有人会说，这能吃么？但在我小时候，那可是孩子们最盼的食物。

老话说“九尽杨花开”。啥叫“九尽”呢？就是数九寒天熬到头了。从冬至那天起，人们就掰着手指头数：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一直数到九九，整整八十一天，那刺骨的“数九寒冬”才算真正过去。等暖风一吹，天地间就软和下来，村里的柳树杨树，仿佛一夜之间就“醒”了，枝丫上先冒出一层朦朦胧胧的嫩黄、浅绿，那是新叶子要长出来的模样。紧接着，那些鼓鼓囊囊的杨花穗，就悄悄绽开了，吐出毛茸茸的杨花。远远望去，一树树的“大穗头”缀在泛绿的枝条上，热热闹闹的，就像给村庄罩上了一层带着流苏的锦缎，好看极了。

一见到这景象，我的眼眶和心口就同时一热，魂儿仿佛被那毛茸茸的穗子勾着，倏地一下拽回了20世纪60年代。当年人们日子过得清苦，手里没啥闲钱，“零食”这俩字，我小时候听都没听过。可咱有办法找“好吃的”，老宅北院那堵斑驳的土墙根外，并排长着三棵杨树，树干粗得我伸开胳膊都抱不过来——那树上，藏着我们童年最解馋的“零嘴儿”。

整个早春，我们的心思就全拴在这三棵树上了。惊蛰一过，春分要到，杨树叶芽刚冒头，一串串杨花穗就悄无声息地垂下来了。它们长得像谷穗，只是一头尖、一头略圆，带着一层淡淡的白霜。刚开始的时候，都是青绿色的，就像缩小版的橄榄；慢慢地，那些长在向阳处的“杨巴狗”，尖梢就会泛起一抹淡淡的紫红，那就是熟了的信号。我们这群“馋猴儿”，就天天在杨树下打转，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树梢，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爬树可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村里的泽玉和泽善，那是爬树的好手。我至今记得有一次，泽玉往手心里“呸呸”啐了两口，脱下那双露着脚趾的布鞋，往地上一甩，光着黑乎乎的脚丫，像只灵活的狸猫，噌噌噌就往树上爬。粗糙的树皮磨得掌心发红，他却满不在乎，还咧嘴冲我们笑。他攀上一根横杈，伸手便够到一穗紫得发亮、看上去就甜滋滋的“杨巴狗”，揪下来一把塞进嘴里，大口大口嚼起来。我们在树下急得直跺脚，扯着嗓子喊：“泽玉，啥味儿啊？好吃不？”他只顾低头吃，全然不顾树下眼巴巴的我们。我们更急了，一个劲地催他扔一些下来。

他往下扔时，我眼疾手快一把接住，忙不迭咬了一大口——初尝是一股子青涩的草木气，嚼着嚼着，舌尖上竟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甜，轻得几乎捉不住，却“嗡”的一下直钻后脑勺——那个滋味，现在想来，比偷吃了王母娘娘的蟠桃还过瘾。

不过我胆子小，很少爬树，大多时候就守在树下当“地面部队”，捡那些被树上伙伴遗落或扔下来的“杨巴狗”。有的杨花穗熟透了，微微泛着红，摸上去软软的，轻轻一捏就会留下浅浅的指印；有的掉在地上，沾了点泥土，却依然挡不住那股淡淡的清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哪怕是一颗落果，我们也当宝贝似的捡起来。不过，我们也有不劳而获的“丰收期”。就是经过一夜风雨之后，杨树下满地都是熟透了自己掉下来的、或被鸟雀啄了一半的杨花穗，散落在泥地上、草丛里。我把衣兜装得满满当当，还嫌不够，就脱下身上那件带补丁的褂子，摊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把杨花穗拢起来，打成一个小包袱，像打了胜仗似的，捧着回家。

到家之后，母亲就成了这场“杨花穗盛宴”最后的“导演”。她会把我捡回来的“战利品”倒在簸箕里，仔仔细细地挑一遍，把坏的、烂的都挑出去。然后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地把杨花穗那细长、发苦的柄剪掉。接着烧上一锅清水，把杨花穗洗得干干净净、水水灵灵。最让我期待的时刻，就是看着母亲把洗干净的杨花穗倒进那口黝黑的大铁锅里，倒上井水，盖上木锅盖。灶膛里，柴火噼噼啪啪地响着，像在唱一首歌，我就蹲在灶旁边，眼睛死死地盯着锅盖，盼着香味快点飘出来。

没过多久，一丝丝清冽的甜香，混着热腾腾的白气，从锅盖缝里使劲钻出来，慢慢弥漫了整个灶房。那香味里，还带着杨树的草木气，闻一口，就让人口水直流。不用等太久，锅里的杨花穗就变得软软糯糯的，颜色也变得更深了。母亲把杨花穗捞出来，沥干水分，放在案板上细细切碎，盛进粗瓷大碗里，再撒上一小撮珍贵的盐粒，用筷子搅拌均匀。就这一小撮盐，一下子就把杨花穗里隐藏的甜味给点醒了，那味道变得更扎实、更暖心，吃一口，浑身舒服。

我捧着粗瓷大碗，在灶台边吃得专心致志，连一点汤汁都舍不得浪费。在那个缺油少盐、没啥作料的年代，一碗盐拌杨花穗，就是最好吃的美味了。母亲见我吃得香甜，眼里满是温柔的笑意，那慈爱的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如今没人再吃杨花穗了，因为它根本算不上什么好吃的，味道发涩还多渣。可在我心里，在我记忆的味蕾上，它永远是最好吃的东西。那爬树时掌心火辣辣地疼，那弯腰捡“宝贝”时的欢喜，那等锅里飘出香味时的急切，还有那碗盐拌杨花穗下肚后，从胃里暖遍全身的熨帖……所有这些，都一丝一缕地，和那个清贫却鲜活的年代、和那三棵沉默的杨树、和母亲在灶房里劳作的背影，紧紧缠在了一起，酿成了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再也复制不了的，最深沉、最醇厚的童年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