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丽

娘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她走的时候才75岁。父亲常说：“恁娘就是累死的。”现在想想，这话一点儿不假。她这辈子，真是为大大小小的事儿操碎了心。

我们家是个复杂的大家庭。我亲姥爷弟兄四个，他排行老大，我们称之为大姥爷。大姥爷有五个孩子，四女一男，娘是他的二女儿。二姥爷和三姥爷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大姥爷就把娘过继给了二姥爷，把我舅过继给了三姥爷。后来三个姨先后去了黑龙江工作落户，三姥娘去世后，大姥爷和三姥爷两家索性合成了一家。娘作为二姥爷的独女，成年后招了父亲上门——父亲是孤儿，又在外地工作，娘便把全部心思扑在了娘家这一大家子人身上。

我至今记得，小时候最怕半夜二姥娘来敲门。二姥爷当过大队干部，做事认真，半辈子为公家事费心劳神，落下一身病。二姥娘一敲门，准是二姥爷又心慌了，娘得赶紧去喊赤脚医生。我缩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出，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乖乖等娘回来。等得久了，就壮着胆子喊几声“娘”，希望得到回应。再大一点儿，就跟着娘一块儿去喊医生。当时我们家住村西头，医生家在村东头，街上没有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娘后头，偶尔几声狗叫，吓得我直往娘身后躲。不管刮风下雨，只要二姥爷夜里犯病，娘从没犹豫过。如今想起这些，我还是会掉眼泪——为娘的胆量，也为娘的担当。娘曾经说过，她十八九岁时，就骑自行车驮着二姥爷到外地看病，三十多公里的农村土路，一个月得跑四趟，连续跑了半年多。

我们家人多地多，二姥爷有病不能干重活，父亲不在家，家里地里的活全落在娘一个人身上。驶牛驾车、耕耙犁种，没有娘不会的。最难忘的是我读高中那年，娘从拉棉花柴的拖拉机上栽下来，摔断了胳膊。那天娘请姨父帮忙，把地里拢起来的棉花柴拉回家当柴烧。姨父在下面用杈装车，娘站在车上接，一层层往上摞。棉花柴越摞越高，也许是有风，也许是装偏了，快装完时，娘随着倾斜的柴垛一下子从车顶上摔了下来。周末回家，我看见娘用纱布吊着胳膊，心疼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不由上前抱住娘哭了，娘却安慰我说“养几天就好了”。

按老传统，娘算是出继的闺女，只管为二姥爷二姥娘两位老人养老送终就成。可她心里始终放不下大姥爷、大姥娘、三姥爷和四姥爷。大姥娘病重那阵子，娘天天守在床前。为了给大姥娘看病，娘带着她去过济南，上过天津，到处求医问药。最后医生说没法手术了，只能回家养着。为了减轻大姥娘的病痛，娘就四处打听偏方、抓中药，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大姥娘走前那段时间，大便解不下来，加倍用药也不管用，娘就戴上医用手套，用手一点一点地抠……这些事，本是其他子女该做的，可娘总说：“都是一家人，别计较那么多。”

那时候我们家有父亲挣工资，日子比一般人家宽裕些。但凡做了好吃的——肉包子、饺子、炸丸子、炸油条，娘总要打发我或弟弟去喊大姥爷和三姥爷过来吃。赶上有好菜，还要单炒一盘让两位老人喝点小酒。赶上舅家没人做饭，两位老人也习惯到我们家里来，娘总是想方设法给他们弄点好吃的。为这事儿，二姥娘心疼闺女，没少说娘“胳膊肘往外拐”，娘总是说：“添两双筷子的事，老人能吃几年？”

我们家几位姥娘走得早，三位姥爷均活到八九十岁。如今只剩下年近九旬的四姥爷了。

四姥爷比我娘大八岁，他父母走得早，是我二姥娘拉扯大的。四姥爷年轻时经常帮我家干农活，娘也记着这份情，能帮的都帮。和四姥爷家一块浇地买柴油，都是娘掏钱。后来，娘把家里闲置的房子，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了四姥爷的儿子龙舅。四姥娘走后，龙舅五十出头也病逝了。娘更惦记四姥爷了，隔三岔五给他零花钱。娘说，四姥爷喜欢玩牌，手里有点钱，可以跟村里的老人们一块儿消遣一下。

娘走三年多了，可给四姥爷零花钱的习惯，我们姐弟四个一直保留着。每次回老家，不是我给就是弟弟给。四姥爷总是推却，我们硬塞到他兜里时，他常常眼圈发红或偷偷转过身抹眼泪，我知道他又想我娘了。

记得娘在聊城住院时，老家的妗子、姨们不时打电话询问。娘出院回家那天，八十多岁的四姥爷非让孙子开车送他到高唐县城，说要亲眼看看我娘才放心。

娘走的前一天下午还给我打电话，问我感冒好些了吗，嘱咐我多喝水……没想到第二天凌晨，她就走了。除了住院那段时间，娘这辈子从没躺下让子女伺候过一天。这很符合她的性格——一辈子帮别人，却从不愿麻烦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孩子。

邻家妗子哭着说，往后有作难的事，连个商量的人都没了；姑家的姐姐说，她那点踩缝纫机的手艺，还是娘教的；邻家的舅说，再也吃不上娘年年种的又甜又面的南瓜了……

娘这辈子，自己没读过多少书，却想方设法把我们姐弟四个供成了大学生，我深知，没有娘的鼓励和支持，绝不会有我们的今天。如今，娘已安息在她深耕了一辈子的黄土里，可我知道，她的精神还在——在我们递给四姥爷的那份心意里，在街坊邻居的念叨里，在我们姐弟四个为人处世的点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