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明池

世人常言“情义”，习惯于将“情”“义”二字齐用，仿佛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然细思深究之，发现二者实为两个不同维度的存在。观罢《给阿嬷的情书》，愈发确信义高于情之论——有情未必有义，有义必然有情。

情，往往是功利性、有条件的，无论是基于血缘的亲情，还是基于互赏的爱情，抑或是基于同志的友情，其产生与维系均依赖于特定的对象、特定的环境与特定的利益，一旦前提消失，情便极易随之瓦解。所谓“人走茶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便是情之脆弱性的直白写照。情是主观的波动，是私域的偏好，无法承担过重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期许。

义，则是超越性、无条件的，不依赖对象的反馈，不计算投入的回报，逻辑起点是“应当”而非“想要”。《给阿嬷的情书》中，谢南枝与郑木生并非至亲，亦非恋人，仅是一面之缘的恩情，郑木生死后，谢南枝却选择背负起照顾其遗孀叶淑柔的责任，长达18年。她与叶淑柔素未谋面，何谈情深？她这18年的付出没有任何回报，谈何重利？唯一的解释，是她发自心底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事”。这种“应当”便是义，剥离了世俗的情感羁绊，上升为一种理性的道德自觉。

可见，情是感性的冲动，义是理性的抉择。有情而无义，不过是酒肉朋友、露水夫妻；有义而有情，方为生死之交、患难伴侣。

那么，义由何来？

义基于道，赖于德。道是宇宙运行的规律，德是社会共守的规范，遵道崇德者有义。但仅有外在的道与德，尚不足以解释义的自发性，义的超越利害，更在于其发轫于人心深处的良知。

基于道，这是义宏观层面的合法性。孟子言“舍生取义”，这里的义指向的是“天道”，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的宇宙秩序；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并非出于对某一姓帝王的个人感情，而是心怀守护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使命担当。

赖于德，这是义社会层面的规范性。谢南枝之所以能坚持18年，是因为她深受中华文化中“守信重诺”的熏陶，诚信的德行内化为品格，使之无法做出违背良心之事。

良知是人内心天然的“是非之心”与“恻隐之心”。谢南枝的良知容不得叶淑柔孤儿寡母受苦，不忍让叶淑柔因丈夫离世绝望，正是这种源自人性深处的悲悯与不忍，凝成义最纯粹的形态，愈发令人感动和敬仰。

道赋予义以高度，德赋予义以厚度，而良知赋予义以温度。谢南枝终身未嫁，将青春与积蓄尽数奉献给一个陌生家庭的行为，无法用“情”来解释，只能归结为“义”的召唤。当良知被唤醒，人便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自我与他人的桥梁。

历代史书传载下来的，少有情种，而多有义士，足见自古义高于情。

《给阿嬷的情书》的高明之处，在于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义高于情”这一宏大命题。谢南枝没有豪言壮语，只是默默地寄钱、写信、寄自行车，甚至编造谎言，只为维系叶淑柔活下去的希望。这不仅是施恩，更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悲悯，是一种薄于云天的大义，已经超越了自觉的层面，升华到了自发、自由的高度。

情是流动的，易变的；义是恒定的，坚实的。一个社会如果只讲情不讲义，便会陷入裙带关系与腐败；一个人如果只重情不重义，便会在关键时刻丧失底线。

《给阿嬷的情书》结尾处，叶淑柔教导孙儿“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其实，“有情”不难，难的是“有义”，而世间最能撼动人心、触及人性的，是“义”，而不是“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