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伟方

厨房里那勺白糖，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一位老人盯了十七年。

这位老人叫季羡林，一生精通十几种语言，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这些“冷得掉冰碴”的古语，他张嘴就能说。按理说，这样一位大学问家，晚年该去写些惊天动地的大题目，可他偏偏选了“糖”。可读完这部七十余万字的《糖史》，你会恍然大悟：他选的分明是一根能把整个人类文明串起来的细线。

故事的起点，是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上世纪三十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梵文，忽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英文、德文、法文、俄文里的“糖”，发音像一家人。再往源头一追，全指向梵文里一个古老的词。按照语言学规律，一个国家原本没有的东西从外国传进来时，往往连名字也一起打包进口——就像中文里的“咖啡”“可可”一样。由此他大胆推测：欧洲原本没有糖，糖是从印度途经波斯一路西行传到欧洲的。一颗种子就此埋下，一埋就是四十多年。

到了1981年，命运递来一把钥匙。一张被伯希和从敦煌掠走的残卷辗转送到季先生案头，背面写着一套制糖方法，其中“煞割令”一词，难倒了许多中外学者。某天，季先生猛然顿悟：这不就是梵文里那个“糖”字的音译吗！谜底一破，残卷通读无碍——原来这是一份唐朝时期印度熬糖法的“说明书”。他惊喜若狂，一篇论文就此问世，随后便是十七年的穷追不舍。

这十七年，季先生下了真正的“笨功夫”。糖的史料稀薄如晨雾，散落在正史、佛典、方志、笔记、中外游记里，几乎无从下手。没有索引，没有捷径，季先生自嘲用的是“最简单、最原始、最愚笨然而又非此不可的办法”——一本一本地翻，一页一页地看，专找“蔗”和“糖”两个字。八十多岁的老人天天往返于家和北大图书馆之间，风雨无阻。有时半天捞不到一条有用资料，嗒然而归；有时偶得一句，便如获至宝。他说自己像在“大海捞针”——但捞针的人，得先有把整个大海翻个遍的倔劲儿。

而这一追下去，竟牵出一段文明交流的生动图景。中国先秦时期就有甘蔗，但人们只会嚼着吃、榨汁喝；真正的熬糖术，是贞观21年唐太宗派人到印度摩揭陀国学来的。可中国人从不满足于当学生——学成之后“色味愈西域远甚”。更妙的是，明代中国工匠发明出“黄泥水淋脱色法”，把褐色的糖液滤成洁白如雪的砂糖，这技术又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到印度。于是印度语里管白糖叫“中国的”。你送我熬糖法，我还你白砂糖，一来一往之间，一段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就这样被一粒粒甜蜜的晶体记录了下来。

所以季先生才说，写《糖史》，“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糖从贵族药柜里的奢侈品，变成寻常百姓茶碗灶台边的日常之物，靠的不是某一个民族的独门绝技，而是无数次“你学我、我超你”的往来互鉴。这便是这部书最动人的立意——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

今天我们捧读这部大书，读到的何止是糖。它是“以小见大”的典范：从一个微不足道的日常之物切入，铺展出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南洋乃至欧美的宏阔画卷；它也是一面镜子，照见一位老学者如何在故纸堆里一坐十几年，用最笨的办法做最硬的学问。在人人追逐“风口”的今天，这份“人弃我取”的定力，或许比任何结论都更值得玩味。

那一小撮白色的晶体里，溶解着敦煌的驼铃、贞观的诏书、明代的黄泥，也溶解着一位老人十七年的灯光。甜，原来是有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