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如珍

1977年底，全国恢复高考，我正读高二上学期。当得知上大学取消推荐制，改为公开考试招录的消息时，我不禁心花怒放、欣喜若狂。我知道，那时候对于我这种普通的农家子弟而言，读大学，是自己脱离农村，实现人生转折的唯一机会与希望。当时城里人还可通过参军、招工、顶职等方式就业，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而我们无此门路。所以说，高考，便是我们农村青年改变命运，逆袭人生的一座独木桥。

恢复高考第一年，本公社的一位回乡知青，凭一篇题为《难忘的时刻》的高考作文，上了北京大学。眼前这一活生生的例子，让我坚信高考的绝对公平性。从此，我发奋学习，积极备考。缺复习资料，便四处告借。一本书到手，如获至宝，为了按时归还，不惜挑灯夜读，通宵达旦。饿了，啃一口家里带来的生红薯。困了，趴在桌上眯一会，洗把脸，接着温习。甚至，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方法也尝试过。晚自习后熄了灯，就在厕所边的路灯下看书，也顾不了臭气熏天与蚊虫的叮咬。需要伏案解题，就在教室里点燃自家的煤油灯，任凭油烟熏黑了鼻脸。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学期下来，攻坚克难，各项科目的重点知识我已了然于胸，几次模拟考试，成绩名列前茅。

很快，高考临近。1978年7月19日，我挥别父母，徒步20公里路到县城赶考。7月20日至22日，完成了各学科考试。那三天，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如同当时炎热的天气，焦虑而紧张。因为，九年寒窗，成功与否，在此一举。一考完，我如释重负。可在家等消息的过程，更为忐忑不安。我常常一边干农活，一边畅想未来，想像金榜题名或名落孙山时的不同情景。

那一天下午，我正在村后拔草，远远地看见有人朝我挥手。定睛一看，是公社中学的杨干事，心想肯定是送通知来了。我扔下活计，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三步并做两步，小跑着奔了过去。果不其然，杨干事笑容可掬，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恭喜你考上了，明天去学校填志愿，后天去县里体检。”杨干事说完骑着自行车走了。那一刻，我站在原地愣了很久，恍若身处梦境。转而心中翻江倒海、五味杂陈，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诚然，幸运之神真真切切地降临于我。

我是全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消息不胫而走，村民们奔走相告。一时间，我成了村里的新闻人物。大家见了我，会主动打招呼，显得格外客气。不久，生产队派了几个壮劳力从仓库把粮食拉到公社粮管所，替我换成商品粮，会计去派出所帮我办农转非户口。从此，我由“吃谷的”农村人，变成了“吃米的”城里人。这其中，高考，便是实现华丽转身的敲门砖。

我离村去学校那天，大队里送来笔记本、钢笔、脸盆等物品，亲朋好友和村民都前来送行。我全身披红挂彩，村民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路簇拥着我到汽车站。其场面好不热闹，这种待遇让我激动万分。

毕业后，我先在一所中学教书，之后改行从政，当上一名公务员。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几十年，虽未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却勤勉敬业，未辱使命，小有成就，也算实现了自己当初的理想。有时我想，倘若没有当年的高考，或许我还是一位农民，或者与我落榜的同学一样，在城里经商、打工，谋一份生计。我非常庆幸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让自己有了施展人生抱负的平台。

当然，现在的高考录取率很高，人们还可以通过进修、函授等途径上大学。高考，已不是当年的独木桥了。如今，我每每看到莘莘学子步入考场时的从容与淡定，心中顿生几分羡慕与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