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天华

当老师的时候，学生就爱听我上的修辞课；刚离开学校那阵，还被请回去办过讲座。他们说我的修辞课讲得生动活泼，学生在愉悦的笑声中学习修辞，又愉悦地把修辞运用到自己的语句中引发别人的愉悦，实在是件有趣的事情。

其实，我的修辞最初都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母亲上过几天识字班，学过的几十个字都当咸菜就干粮吃了。母亲说：“那扁担立起来我知道是个1，平放下我就不知道那是啥了。”但母亲的语言，却有许多真正称得上活的文学语言，比喻、夸张、排比、借代、比拟、反语……不时从舌尖上蹦出来，而且每每恰到好处。

比如有个人长得又高又瘦，母亲说他“跟个打枣杆似的”。有个人脸长得又黑又亮，母亲说“那脸像黑棉油似的”。看到戏台上的武大郎，母亲就说“还没三块水豆腐高”。夏天热了，母亲说“热得像在蒸笼里似的，浑身汗出得跟水洗的样”。冬天冷了，母亲说“冻得像在冰窖里似的，刚出锅的热馍馍一眨眼就成了冰疙瘩了”。有人说东北比这还要冷，母亲说“再冷还能冷到哪里去，总不能把火苗冻成火橛子吧？”邻居二叔自留地里长满了草，母亲就说他：“你看你自留地里的棒子（玉米），野麻给它打着伞，刺挠狗（苍耳）给它挠着痒痒，拉拉秧给它做着伴，恣得都忘长啦！”村里有个小伙子长得俊俏，又娶了个漂亮媳妇，母亲夸奖说：“你看这眼，你看这眉，你看这鼻子，你看这嘴唇，你看这‘个头’，你看这身段，这小媳妇，咋这么会长哎！”但小伙子却添了个毛病，好自吹自擂，奚落长相一般的同伴，母亲又当面将他的军：“你能！你汗毛眼都是‘钻’打的，浑身的虱子双眼皮，天底下就你拉的屎橛子粗，能当梁使！”只一次就治好了他这毛病。

母亲说话，几乎句句都用修辞。有时，还会有奇妙无比的创造，让人惊叹不已。

一对夫妻经常吵架拌嘴，有时还动手动脚地打斗起来。母亲去“说事”回来，人们问：“怎么样，说下了吗？”母亲说：“一开始两个人都能得跟个杏似的，各人说各人的理，叫我茄子豆角一块撸了一顿，一个人派了一身‘不是’，熊得他俩跟袜子似的。”两人和好后，母亲又说：“其实，整天一个锅里抡勺子，还有不碰锅沿的？你让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就没事了。不能一点小事就闲磕牙，磕着磕着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了”。母亲还对我们说：“臭死一窝，烂死一块，一拃没有四指儿近，你看着他两口子给仇人似的，过去那一会，人家又好成一个头了，管这样的事不能蹬着鼻子上脸，要不，可就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很明显，“茄子豆角撸了一顿”是说母亲对小两口的批评，“闲磕牙”用来借代“吵嘴”，“能得跟个杏似的”，“熊得跟袜子似的”两个令人拍案叫绝的比喻，是只有母亲才会有的创造，更是叫人回味无穷。不过，“能得跟个杏似的”算能到什么样子，“熊得跟袜子似的”是熊到什么程度，至今我也无法做出明确的解释，也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至于“树叶落到树底下”“起了个早五更，赶了个晚集”“人家牵牛你拔橛”“烧火棍短也强似手拨拉”“仨钱买个秫秸裤，相中是爱物”之类的谚语，母亲更是脱口而出，层出不穷。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搭末班车考上了师范民师班，成了公立教师，母亲由衷地高兴。她说：“老天爷爷长眼了，你熬出来了，不用拽牛尾巴了，掉蜜罐里了。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还能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见财神，好好干吧，可别再蝇子怀娃娃，包蛆了。”我谨记母亲的话，精心教学，还把母亲的无数精妙话语运用于讲台，赢得了满堂彩。

岁月匆匆，如今母亲已是满头白发。前不久，我回家看望母亲，母亲絮絮叨叨地说：“你也成老鸽子了，知道恋家了。孩子们翅膀都硬了，都出飞了，总不能拿个绳都拴到你手脖子里吧？你就别肠子肝花乱动弹了，没事了看看蚂蚁上树。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的，我就把心放肚里了……”

我在母亲的熏陶中长大，自然而然地钟情于母亲的修辞，后来买过、看过不少有关修辞的书，虽然学懂了一些理论、概念，但总也觉着不够味儿。上学的时候，看到不少同学用专门的硬皮本子摘录“好句子”，我也从来不屑一顾，撇着嘴角心里说：“比起俺娘的话来，那都算个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