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建明

终于立秋了。最高气温从三十八摄氏度降到三十一二摄氏度了。仿佛从蒸笼里逃了出来。想想身后还有漫长的三天两头摸高四十摄氏度的酷暑，心头的无奈与沮丧仍然挥之不去。跟朋友聊天，都说今年的夏天实在难熬，热热热！热得没法出门。

忽然就想起普希金的一句诗：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都会成为美好的回忆。

从芒种到立秋，在这最热的两个月，孩子们万里迢迢回来过暑假了。爱尔兰的夏天大都保持在15至26摄氏度，碧草连天，温润可人，甚至连个蚊子都没有。我说，这儿可是个火炉子啊。小外孙程程说，姥爷，我不怕热。因为疫情，孩子们四年没回来了。在团聚的欣喜与满足面前，酷暑已经不值一提。

整个暑期几乎都是在室内度过的。饭店、泳池、美术班、科技馆、博物馆等等，都有空调。每次外出，我都是先去发动车子，打开车窗，开启空调。其实也就刚上车那一会儿热，方向盘烫手，座椅烫屁股，呼吸有点艰难，喘不上气儿。

最近两年，程程莫名其妙地患上湿疹。医生说了，没办法，全世界都没办法。只有等他长大，内分泌增强了，或许自然能好。但我认为夏日高温很可能缓解他的湿疹。有一年冬天，我得了皮肤瘙痒症，在北京也没治好。后来参加一个笔会去了趟海南、西沙，天天烈日高温，汗流浃背，居然在旅途中不知不觉就好了。

程程说不怕热，或许是他并没有尝过酷暑的苦头，或许他的身体对酷热有一种本能的需求。他有时随妈妈和哥哥在闷热的傍晚行走在大街上，却鲜有出汗。我希望他能像别人一样大汗淋漓。

果然，程程在济南的酷热中待了不到两个月，湿疹基本上都好了。一家人大喜过望。酷暑原来是一剂治疗湿疹的良药。

只是回到爱尔兰，还不到10天，又犯了。姥姥跟他开玩笑：回来吧程宝，还是咱山东好哇。

关于酷暑的记忆当然不少。在我跟程程差不多大的时候，正赶上大饥荒。整整一个春天，都是靠野菜榆树皮柳树芽子还有棉籽饼充饥续命。我很幸运，终于看到地里的麦穗渐渐发黄了。有一天，奶奶对我说，孩子，去地里掐点麦穗吧，奶奶给你烤烤吃。别怕，正晌午没人看。于是，我提了篮子来到田野上。平时地头上都有肩枪的民兵晃来晃去，但这会儿一个人影都没有。没有人影的麦地反而变得更加可怕。白色的水汽在炽热的阳光下蒸腾着，金色的麦田好像一个巨大的火山口，随时会将我吞噬。那会儿明明酷热如火，我却感到浑身发冷。我仿佛在梦里，仓皇地掐着麦穗。够了够了，全然没有一点贪心。我薅了两把草，覆盖住麦穗，然后猫腰朝北边的河堤上跑。这一跑，身后却响起一片嗷嗷的叫声，仿佛有鬼在追赶。我想绕到河堤回家，那边远离麦地，比较僻静。后来，我在河堤上跑着跑着，忽然眼前发黑，天旋地转，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我在一棵柳树下就着一点树荫躺下了。我脸颊滚烫，嗓子眼在冒烟，心脏剧烈蹦跳好像要爆炸开来。我感到自己要出事了，四面张望，却孤立无援。

那是一次典型的中暑。年龄太小，身体太弱，神经太紧张。每每回想起来，完全不像自己的亲历，倒像是发生在程程或是谁家孩子身上，隔着遥远的时空，让我这个旁观的无力相助的姥爷心如刀割。

10年以后，我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曾在长江激流中屡经风险，在“大串联”中跋涉南北。正值青春热血时，却被困厄家中，既不能考学，又不能就业，天天弄个板胡吱呀乱叫。两个同学找到我，说，咱们去建筑社打工吧。

于是，就来到骄阳暴晒的工地。我被分配去担水和泥。从水井到工地也就五六十米，提水，担水，和泥，我开始了一天天地重复机械运动。

我只穿一条裤衩，着一双塑料凉鞋，一条湿漉漉的毛巾挂在脖子上。每隔半个时辰，我便用毛巾蘸足凉水从头浇到脚底。一大碗白开水喝进肚，瞬间变成汗水不翼而飞。那个二十岁的七月酷暑，应该是我生命里最强健的顶端。心里没有尊严，没有悲喜，不思考，不计前程，甚至没有语言和疲惫。唯有古铜色的皮肤和浑身隆起的肌肉令我充满自信。

后来，我当兵去了东北。东北没有酷暑。再后来，我回到山东，一直是在室内工作，并且有了电风扇和空调。

酷暑只是游荡在露天和野外，光顾那些被迫来到毒日下的求生者身上。

酷暑没有诗意，吟咏春花秋月冬雪的诗词汗牛充栋，而描写酷暑的诗歌好像只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普希金没有错，“一切都会过去。”然而，一切都会再来。而那过去了的是否是美好的回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