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勇

聊城以“江北水城·运河古都”而著称，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2500多年的建城史，黄河文化与运河文化的共同孕育，使聊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聊城美术，正是在这块文化浸染的深厚沃土上得以绽放。

考古资料证明，在距今7000—6200年左右的北辛文化时期，聊城区域已经有人类居住。先民们在制作石刀、石斧、石箭镞等原始工具的过程中逐渐培养了造型技巧，萌生出审美观念，为艺术的起源和美术的萌芽提供了条件，成为聊城美术原始发展的标志。

大汶口文化时期，阶级的产生也为审美观念的进步带来了契机。在茌平尚庄遗址发掘出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器物纹饰中，不但有形态逼真的蛇纹，还有图案化、几何化的蛇形纹样，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观意识绘画作品，可视为聊城地区美术的一种发端。茌平尚庄遗址的黑陶高柄杯，胎薄质硬，柄饰镂空，造型优美精巧，代表了大汶口文化时期极高的审美水平。

五帝时期，被尊为“造字始祖”的黄帝史官仓颉在随黄帝东迁后，一直在东方活动，其活动中心就是在鲁西聊城一带，在东阿县铜城镇王宗汤村有仓颉墓、仓圣祠等遗址。阳谷景阳冈龙山文化时期的出土文字，已基本脱离了图画形式，表明仓颉对当时的文字进行了总结规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出聊城地区的文字使用历史，也为后来书法艺术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夏商周时期，聊城境域作为原夏舜活动的中心地区，又邻近商都，具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良好条件。从已出土的文物证实，人们对于造型技巧的认识进一步提升，体现出对美的认知和理解，充分反映出聊城地区早期的美术现象。

春秋战国和秦朝时期，聊城一带长期处于动荡局面，直至汉武帝时期，随着社会稳定和大力推崇儒学文化，对聊城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出现了聊城地区第一个文化高潮，美术方面表现突出的是与当时丧葬习俗有关的雕塑作品、雕刻活动。聊城地区各属地发现的汉代墓葬当中，出土有大量汉画像石和随葬品，造型生动活泼，题材丰富多样，以轻松、流畅、精致的审美情趣表现出鲜明的时代风格，表现出聊城地区独特的美术意象。

南北朝和隋、唐二朝约五百年间，统治阶级多信奉佛教，为美术创作内容与题材扩大提供了条件。据《东阿县志》记载，鱼山曾出土建造于公元544年的观世音大佛像1躯，虽具体形态已不得而知，但可以充分佐证宗教文化对聊城地区雕塑创作的影响。东昌府区广平镇出土的背屏式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比丘尼行儒造弥陀像衣纹富丽、线条质感强，面容高鼻深目、端庄健美，有着鲜明的北朝及隋朝的雕刻风格及特征。

宋金时期，在争战以及文化交流中，聊城地区的仁人志士、文化名人也不断涌现，为这一时期多姿多彩的聊城区域文化和艺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宋时期的大名清平人（今临清市）王岩叟，是著名的书法家。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秋暑帖》。这幅作品采用楷法书写，同时融入了行书的笔意，使得字体既工稳又灵动。在建筑艺术上，聊城现存最古老的建筑隆兴寺铁塔约建于此时，塔身用生铁仿木结构分层铸造，逐层迭装而成，塔座牙脚四角成卷云状，罨牙刻宝装覆莲一周，平面阴线刻缠枝花纹饰，建筑风格和石雕艺术都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明清时期，光岳楼、临清舍利塔、山陕会馆、海源阁等一批具备建筑艺术与美学的地标景物或高大巍峨，或错落有致，或结构精巧，展现出多姿多彩的美术样式。如建于清代的山陕会馆，是一座“馆庙一体”的建筑，其主体建筑为“关帝庙”，布局紧凑，装饰精美，美轮美奂。在书法和绘画上，聊城涌现出一批像于慎行、傅光宅、方元焕、傅以渐、邓钟岳、崔班、董立元等成就卓著的大家。得益于商业的繁荣，多种民间艺术百花齐放，如刻书、竹木加工、泥塑、面塑、木雕、木版年画、东昌葫芦雕刻、郎庄面塑等均名噪一时，聊城地区的美术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从清朝中后期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年间，聊城文化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开始了向近代转型，一代学者傅斯年和季羡林、国画大师李苦禅等人就是这个时期的突出代表，素描、色彩等西洋画法随着传统私塾教育的打破而开始慢慢在学校普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于抗战时期对艺术宣传和鼓动功能的需要，以抗日为主题的漫画和讽刺画广泛流行。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后，解放战争爆发，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深入开展，文艺作品转向为建立新中国而服务。1948年3月，阳谷县张秋镇从事年画刻、画、印工作的艺人，参加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的“阳谷县年画店”工作，刻印的年画、门画主要有《五谷丰登图》《年年有余》《参军图》《全家福》《妇女学文化》等，受到当时群众广泛喜爱。

从大汶口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前夕约6000年的时间跨度里，聊城地区的“美术”自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就伴随相生，与社会环境关系密切，和经济发展同频共振，是镶嵌在聊城历史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作者单位：聊城市美术馆，本文系聊城市社科规划课题成果（课题编号：GHXM202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