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连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运动，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始终，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考察并把握这一矛盾运动的辩证规律，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中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统一体，蕴含着中国式道路与现代化方向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特征和独特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则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要符合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普遍逻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割裂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仅从道路理解，混同于“中国模式论”，就会迷失方向；仅从方向理解，混同于“西方现代化”，就会丧失主体性和民族特色，都背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传统与现代矛盾的对立。传统代表一个国家长久以来的文化传承和历史积淀，价值趋向于保守；现代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方向，价值趋向于变革。在历史悠久、传统厚重的国度，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往往被极端化：一方面，认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完美无缺，凡是传统文化没有的，都被当作“非我族类”的东西加以排斥，走上反现代化的极端民族主义道路；另一方面，认为传统文化一无是处，认为抛弃传统就可以创造出最新最美的现代文明，走上民族虚无主义的道路。要么以传统反现代，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拒绝进步；要么以现代反传统，生吞活剥、照抄照搬、脱离实际。两者都流于思想懒惰和认识肤浅，无法完成本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传统与现代矛盾的统一。从矛盾辩证运动的观点看，传统与现代这对矛盾共处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统一体中，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失去传统，就无所谓现代化；离开现代化，也无所谓传统。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传统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就成为中华现代文明的一部分；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也将成为中华现代文明新传统。

其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并非像极端民族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理解的那么紧张。包容多元的现代文明，是能够包容传统的，要废止或改革的仅仅是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应的部分；而传统特别是其中的非人道、非理性成分，却往往包容不下多元化的现代，因为它们与现代人文精神不相容。因此现代往往被传统中的非理性因素强烈排斥。不打破这些传统中的非理性禁忌和迷信，现代化转型就不可能成功。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但冲突也在所难免。因此必须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包容现代化，而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华文明新形态，包容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的传统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中传统文化的否定之否定

辩证的否定观认为，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只有经过否定，旧事物才能向新事物转变，并在新的水平上实现自我肯定。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现代化转型，也要经过辩证的否定这一环节才能实现。辩证的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素，实质上是扬弃，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中华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既批判又继承、既克服其消极因素又保留其积极因素。

肯定：传承并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化的文化主体地位。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对中国现代化这一课题的把握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达到一个新水平。在明确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彰显了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性、自主性、内生性的特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有助于现代化主体历史主动性的高度自觉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走出被动模仿、片面赶超的歧途。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文化交流互鉴，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文化移植离不开本土文化土壤的滋养，文化嫁接离不开本土文化母本的哺育。

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仅仅传承与弘扬，并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创造出中华现代文明。只有经过否定，旧事物才能向新事物转变。从现代化的高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切实进行文化自省，正视不足，才能找到转化与发展的着力点。

从文化形态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现代文化则是工业化基础上的商业文明。从发展阶段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宗法伦理文化，带有明显的人身依附特征——对土地、家长、权力的依附；现代文化则是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契约法治文化。英国法史学家亨利·梅因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进步运动，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有着本质规定性的差距。

从现代化的高度看，权力失控与权利不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短板。发轫于农业伦理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人一生都生活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的义务世界，义务观念特别发达，而权利观念却未得到充分发育。宗法社会的财产权以家庭为单位，没有实现财产权个体化，无以发挥权利启蒙的作用。权利、权利主体、人格、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现代文明的文化观念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发育出来。政治关系伦理化，家国一体，移孝为忠，家长制侵入政治生活，形成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公共权力无从制约，公平公正的社会关系也无法形成。

受文化形态和发展阶段所限，中国传统文化，即使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自然而然适应现代化社会、成为现代文化，而必须经历一个吐故纳新的转化过程，实现现代化转型这一质的飞跃。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一肯定环节固然重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否定环节更为重要，唯有辩证否定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优秀文化资源，要侧重于创造性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思想观念、道德理想，与现代文明相去不远，完全可以打通二者之间的联系，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现代化转型。如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民本主义，实现民本到民主的转化；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己权界，实现推己及人到自由的转化；从“责任对等，责备贤者”的担当精神，实现人治到法治的转化；从“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仁义道德，实现爱亲到博爱的转化；从“不为已甚，中庸之道”的无过无不及，实现极端到节制的转化；从“反身而诚，知行合一”的反求诸己，实现他律到自律的转化等等。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的现代文化元素，要侧重于创新性发展，以填补空白，补齐短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文明弱项，如权利不张、权力失控等，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借鉴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建设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平衡的现代文化。当然对外来文明成果不能照抄照搬，需要与我国实际、与我国市场经济实践相结合，进行创新性发展。只要不人为干预、扭曲市场，市场的力量足以把人从各种各样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实现社会关系契约化，特别是政治关系契约化、法治化，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和驯化，建立起均衡和谐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彻底打破历史周期率的魔咒。

二次否定：中华现代文明在更高层次上的自我肯定。

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第一次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实现第二次否定——现代化转型，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成功之日，就是中华现代文明建成之时。中国文化将在新的水平上实现自我肯定。首先，创造中华文化新生命、新辉煌。中华现代文明是扬弃传统文化、经过吐故纳新而产生的中国文化新生命，赓续的仍然是中华文明的血脉，是传统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以新的生机和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次，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扬弃，继承学习其成功经验等积极因素，否定其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等消极因素，走出一条独具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再次，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以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质量互变规律认为，事物运动发展过程呈现量变和质变两种基本状态并相互转变。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量变到一定程度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又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与空间。量变和质变交替循环，推动事物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质量互变规律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具有渐进性和飞跃性两个特征：

渐进性：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要重视量的积累，不可急于求成。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质变条件成熟之前，要耐心细致地做好量变的积累这一基础性工作，为质变做好准备。细大不捐，即使细微的进步也值得追求、肯定和珍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量变有一个积少成多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转化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转化成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走出宗法身份社会的认知，弱化身份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逐步确立契约性社会关系；走出官本位社会，弱化权力的决定性作用，确立均衡的政治权力责任关系，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都需要耐心地培植、浸润和化育，这必然是一个洗心革面甚至痛改前非的痛苦过程。要保持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迷失现代化方向。在量的积累完成之前，要注意发展的阶段性，推动质变不可操之过急。否则，新的制度可能因得不到文化基础的支持，而成为没有生命力的制度摆设。再者，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特规律，不可拔苗助长、过度干预，以免抱薪救火，事与愿违。

飞跃性：对发展成熟的领域要及时推动质变，巩固量变成果。

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把握机遇，不失时机地推动实现现代化转型，实现新飞跃。局部性、阶段性的现代化质变，既可以巩固传统文化在该领域现代化转型的量变成果，又可以与其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量变成果形成良性互动，相辅相成。随着现代性量的积累和局部质变越来越多，现代化道路将越走越宽、越走越顺。在全面现代化转型实现之前，不同领域的发展往往存在不平衡、不同步的情况，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价值观、制度安排、生活方式之间往往出现激烈冲突，甚至撕裂社会，造成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各种风险和危机。如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进程因转型不及时而葬送于霍梅尼革命就是深刻的教训。因此，及时将局部现代化进程推向新阶段，不失时机地实现质变，不仅可以保证量变的现代化成果不被逆转，而且可以在新的高度为化解风险和危机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最终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迎来全面质变的新飞跃，实现传统文化的全面现代化转型。

总之，辩证法三大规律，对我国现阶段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创造中华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只要锚定现代化目标，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充满生命力，不断吐故纳新，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中华现代文明。

（作者单位：中共聊城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