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登勇

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聊城日报》可谓是伴我成长的精神家园。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除了普及率不高的“农村小喇叭”，乡村的文化生活几乎一片空白。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非常喜欢看报纸的父亲，经常借屋子糊墙、串亲戚封挂面等缘由，遣我到关系比较好的小队会计登赢哥家找陈年旧报纸，那时的《聊城日报》，成为我获取最多的“奖赏”。时间久了，去的次数多了，不知是登赢哥发现了其中的蹊跷，或是不愿意我经常三番五次地跑腿，每次都会在我需要的张数上再多给几张近期的新报纸。满脸兴奋的父亲，对于借来的每一张报纸，并不急着使用，而是拿在手中翻来覆去地阅读。现在想来，他读报纸的样子也很好看，趴在桌上，将头深深埋在上面，一行一行，看得非常仔细，那神态生怕遗漏了什么。直到报纸磨得卷起无数细细的毛刺，他才允许使用。就是在他的熏陶下，我成为村里同龄小朋友中懂得最多的孩子。

刚参加工作时，我被分配到一个名叫“樊庄联中”的学校，这是一个只有三排房屋、五个班级，包括炊事员在内共14名教职工的小学校，没有专门的收发人员，校长问我能不能在上课之余，将收发报纸的任务也接过来，我愉快地应允下这个别人看来是“苦差事”的活。

由于赢得了比学校领导还要优先阅读报刊的条件，我每天都会如饥似渴地将学校订阅的报刊先阅读一遍，然后，再分发给领导或年级组等，并且主动拿起笔，将身边的好人好事，按照《聊城日报》发表的文章格式写成稿件，投给报纸和广播电台。从此，我一发而不可收拾，并坚持了几十年，成了到处开花结果的高产作者。由于爱好写作，在那个农村学校教师普遍找“农村姑娘”还被嫌弃的年代，我成了“众星捧月”的香饽饽，收获了理想的爱情——迎娶了一位卫校毕业“吃国家粮”的爱人，被同龄人艳羡得不行。由于经常在《聊城日报》上露名，1990年，我从偏僻乡村调到了县教育局机关专门从事宣传工作，至今，仍耕耘在这片让我迷恋的热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