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登坤

自从接到大哥的信，大娘就天天等在街口上。有时候半夜里醒来，忽然就急匆匆的，披衣穿鞋，跑到胡同口上去。家人都笑她，想儿子想疯了吧。可谁知道呢？谁能说得准，大哥他会在白天，还是在半夜回家呢；谁知道，远在禹城火车站停下的那列火车，会在哪一个时刻进站呢。大娘迈动一双小脚，她的心早就飞到禹城去了，早就飞到牡丹江去了。大哥离开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里，大娘天天笑呵呵的，提起儿子，也还是笑呵呵的。“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不操心。”

大哥回来的时候，大娘正在做晌午饭哩。来不及填最后一把柴火，她站起来就往外跑，却被站在门口的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一把抱住。大娘有些认不出眼前这个男人了。当年离家时那个瘦小单薄的小男孩儿，现在有宽阔的肩膀和胸膛。两个人对视半天，都笑了。四坊乡邻都来了。那么多眼睛看着他们。

饿了吧？大娘想起的第一件事，还是吃。那年下东北的时候，大娘想包一顿饺子，可缸里连一把玉米面儿也没有了。大哥半夜里就走了。临走时，怀里揣了两个山芋面儿窝窝头。现在好了，缸里有大米白面。

大娘回到厨房里。起脚饺子落脚面，大娘下了一碗香喷喷的手擀面，碗里卧了一个饱满的荷包蛋，热腾腾地端到大哥面前。快趁热喝吧。大娘笑呵呵的，大哥笑呵呵的。大哥举起筷子，打乱了碗里漂浮的油花儿，挑起一箸面来。

大哥挑着长长的面条儿，慢慢送到嘴里去。那一箸面刚碰到嘴唇儿，忽然就打住了。他就那么含着筷子，还有面条，凝在那里。半天，不动。随即，两行泪水就冲出了眼眶，滴落下来。他的嘴角抽动，两腮鼓胀。他就那么抽泣着，咬嚼着，任泪水流淌着。大娘撩起蓝布围裙，在手里攥着。一屋子的人都安静下来。

那次，是我第一次看到大哥的眼泪。

今天，结束一周的东北之行，哥哥嫂子在昨天夜里就帮我装行李。“不拿了，木耳不拿了，蜂蜜也不拿了，黄蘑和松子都不要。现在交通如此发达，干嘛背来背去的。”嫂子说你别管，大哥也像是没听到我说的话，自顾在那里装箱，捆绑。说好了，一家子都不去车站，坐公交就行。可天一亮，大哥立马变卦，非要让侄子开车把我送到车站。哥哥嫂子，还有侄女、侄女婿都跟上。侄女婿悄悄地跟我说，爸舍不得你们走。

一周的时间太短，我也深自留恋。何况，一个人奔波开拓了五十年的路，我怎么能在几天里走完呢。可住得再长总要分开。我不敢再看哥哥的眼睛。大哥一路沉默着，不再说一句话。就要过安检了。我笑呵呵地，举起手来。大哥突然转过身来，一把抱住我。大哥一颗头颅在我的肩上，沉沉颤抖着，眼泪打湿了我的肩膀。我一动也不敢动。只感觉眼睛发涨发酸。这个趴在兄弟肩头哭泣的男人，他的耸动的头颅，杂乱的白发，他的日渐苍老的脸，他的哭声，都压在我的肩膀上。我感到了压迫，我有些气短，有些喘不上气来。

在火车上以及在回来之后的日子里，我经常想起大哥的眼泪，想起一个男人的哭泣。在大山里开山修渠，被巨石压断了肋骨的时候，在冰天雪地里抢收苞米，被拖拉机甩到山沟里摔得头破血流的时候，被伐木的大斧砸断了脚趾的时候，他都没有哭过。我在想，这个曾经豪情万丈的男人，现在终究变得虚弱了吗？

在山市，在一面向阳的山坡上，有两座土堆的坟墓，那是大哥亲自主持下葬的两位老人。追随他一路闯关东的岳父岳母，已经长眠在那片寒冷的土地上。一个少小离家的人，在这片大森林里奔波了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他们的血和泪都流在了这里，为什么，到了，他们依然念念不忘。他们似乎日日夜夜听到呼唤，喊他们回去。

一代人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提起故乡都觉得亲切，却并不伤感。他们感到惭愧。青山是处可埋骨，为什么非要回去。他们在大山里长大，大山里讨食，把一座大山住成了家园。大山里的松涛，大山里的虎啸熊吟，大山里经年的大雪，与他们屋顶上的炊烟，已经那么和谐共融。他们终要与这片山林为伴，为侣了。是，他们已经成为这片大山的主人。他们习惯了山市早起的太阳。

可我大哥不行。他是带着马颊河的泥土移栽到牡丹江的一株榆树。他的根须记住了马颊河的滋味，他的叶脉，激荡着马颊河的波涛。五十年的辰光，会遗忘很多，那不能遗忘的，就成为他的骨骼筋脉。在这五十年里，他的耳朵和眼睛都在关注着，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潜意识里寻找着，来自故乡的声音。那个来自马颊河的逃犯，他坐在大哥的烧热的炕头上。大哥热情招呼，七碟八碗，七荤八素，把他让在热炕上，享尽温暖。还要送车票、送盘缠、送吃送喝，尽力打点。临了，小心地回一句，问家里老母亲好，老父亲好，全家人好。

我终于明白，我大哥的眼泪，那是他的心病，他的忆念，他的根脉，那是他的生命之泉。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它的波澜有多壮阔，故乡的位置，那在他的心里，就有多沉重。他始终铭记着，他来自何处。即使终将被宁古塔的风雪吞噬掩埋，他也始终记着，他是一个马颊河的子孙，并且为此疼痛着，终生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