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瑞夫

你可能会遇到成千上万的人，却不一定能遇到孔繁森这样的人。你可以有好多领导，但缺的是孔繁森这样的领导。

“这个人不只可以做领导，还可以交朋友”

1982年冬天，莘县县委在党校举办党的十二大精神宣讲会，孔繁森作为县委副书记作报告。报告结束之后，县委党校校长把我带到了孔繁森面前。当时孔繁森正和七八个人围在地摊上吃饭，他站起来说：“你是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在咱们县委不多见，我很关注你，所以特意叫你过来认识一下。”饭后，孔繁森跟我的分管领导打了个招呼，让我次日陪同他下乡。

第二天，我在办公室等孔繁森，本以为是和他乘车去，没想到他骑了一辆破自行车就过来了。得知我没有自行车，他让我骑他那辆，他又借了一辆，我们就这样奔赴目的地——四女树村。

当时，该村群众正因棉花种植问题闹矛盾，在路上孔繁森告诉我：“今天去的这个村，老百姓情绪比较对立，矛盾比较大，你作为大学生不了解情况，我想让你接触接触这些事。”很多群众都认识孔繁森，知道他是孔书记。得知有些人对棉花种植有意见，孔繁森就跟他们说：“今天就我自己带着办事员来，我们两个，不属于现场办公，只是了解情况，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大家把棉花备种、化肥和柴油供应不足，棉花长势不好，有些村干部走后门等情况都反馈给了孔繁森。孔繁森了解完情况之后，向群众答复：“你们村里的问题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我们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孔繁森在他那个小房间里用小炉子煮了面条，我俩吃了之后晚上又接着聊，一直聊到半夜。当时，孔繁森就给我一个感觉：这个人不只可以做领导，还可以交朋友。

第十八棵青松

1984年，莘县电影院放了一部电影，名叫《天山行》。这个电影在那一年很火，讲的是驻守边疆军人的生活。孔繁森晚饭后邀请我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就回了机关宿舍。我们平时喜欢在路上聊天，但是那天他一言不发。回到宿舍大约晚上十一点了，我也没有猜透他的心思，就各自回房休息了。

到夜里两点的时候，他敲我房间后窗户，说：“起来起来。”我感到很奇怪，就起床来到他房间。孔繁森平时不抽烟，但那天他抽了好多，弄得桌子上到处是烟头。他告诉我，今天这个电影让他特别难受，因为他第一次进藏就在岗巴县做县委副书记。距离他所在县城驻地60多公里，海拔近6000米的山上有一个哨所，驻守着一个排的战士。当时他并不负责哨所的管理工作，但是他曾经去过哨所一次，并和那里的战士聊得很投机，所以之后他就经常去，那些战士也把他当作亲人。他说：“今晚，我脑子里老是想起那些战士。我得给他们写封信，马上就写，天明就发出去。”凌晨五点，信写好了，他又在衣兜里摸索半天，掏出20元，叮嘱我说：“你到街上买一袋红枣，和信一起给他们寄过去。”到春节后初五上班，他提醒我注意查收回信。元宵节过后几天，他收到了战士们的回信，便开心地拿给我看。信上起码有十个人的字迹，每人都给他写了几句话，写了满满一张纸，还都按了大红手印，像是一个合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信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十七个是十七棵青松，加上你就是十八棵青松。”这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我发表在1995年11月30日《大众日报》第2版的文章题目就是《傲雪青松》。

来自阿里的信

孔繁森殉职前一两个月，从阿里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说阿里比拉萨艰苦多了。拉萨本来就很远，海拔3600米，而阿里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从拉萨到阿里还要向西北方向走1400多公里。本来孔繁森五年援藏期已经结束，可以回来了。但他服从组织安排，在阿里一待又是两年。因为出过一次车祸，他身体的确受影响，眼睛看东西重影，很容易摔跤，但他仍然选择留在阿里。

孔繁森二次进藏前，对于援藏干部人选，组织首先想到的就是孔繁森。但顾及孔繁森的身体条件和家庭情况，组织也是考虑了好长时间。其实如果孔繁森想拒绝，用任何理由，比如因为第一次进藏身体还未恢复，省委肯定不会强迫他去，但他却答应了。这件事别人做不到，他做到了，所以省里几乎所有的省级干部都参加了他的葬礼，给他送行的场面特别大。

孔繁森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好人、好领导，这就是我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