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运河文化是中华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加强大运河历史文化研究，有助于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本文沿着时间脉络，详述大运河的历史、对聊城文化事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为我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依据和文化视角。敬请读者关注！

■ 纪又方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现存运河中开凿最早、规模最大、流程最长的运河。它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全长3200多千米，跨越2500多年。它的开凿与发展，打破了“江河东西向”的天堑，铸就了“国土不可分”的空间认同，是一条南北交流之河、民族融合之河、文化传承之河，更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建共享的千年历程，谱写了一首流动的史诗。

（一）

先秦时期的运河开凿，使邗沟、荷水、鸿沟贯通，打破了中国南北地理隔阂，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密切联系，运河的开凿将长江文明、淮河文明与黄河文明串联起来，在客观上强化了“多元一体”的地理认同。

隋炀帝时期，开凿了由洛阳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加强了经济统治，使江南漕米可以源源不断运往都城。之后为加强政治统治，便于军队调度和物资运输，又开凿北到涿郡（今北京通州一带）的永济渠。历经六年建设，2500多千米的大运河全线贯通，密切了南北经济文化、各族群众交流交融，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一统。大运河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南北方，也把北方的草原游牧文化、南方的鱼米桑茶水乡文化带到了中原，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互补化和共同繁荣，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交通纽带作用。

（二）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漕运副使马之贞主持开凿聊城段运河。该段运河北起临清、南至阳谷张秋，全长97.5公里。由于聊城一带降水不均，地势落差较大，为积蓄水源、调节水位，设置了四十多座船闸，因此这段运河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闸河”。这条运河“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运，古所未有”，忽必烈赐名“会通河”。2002年，聊城在疏浚市区段大运河时发现了一条元代漕船，随船出土了一批元代时的生活物品，均是典型的蒙古游牧民族风格，船底板缝处清理出一枚钉螺标本，成为大运河促进南北流通的有力佐证。在元代大运河截弯取直之后，依托便利的交通体系，运河沿线形成了通州、天津、沧州、德州、临清、张秋等一批商业城镇，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空间。

明清时期的运河是在元代运河的基础上，对重点河道进行疏浚和整治而成。从明朝初期的“借黄行运”，即借助黄河河道进行漕运，到清初完成“避黄行运”工程，120年间对于大运河和黄河的不断治理，都体现出我国劳动人民不怕困难、迎难而上、改革创新的中华民族精神。

康熙年间避黄行运后，运河漕运达到鼎盛，聊城也迎来了400多年的繁华岁月，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的美誉。尤其是临清，作为隋唐、元代、明清三段运河的交汇之处，“兵民杂集，商贾萃止，骈樯列肆，云蒸雾澹”。正所谓：“四远方言总不同”，各民族在这里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东西南北的习俗既彼此尊重又交汇融合，因着船闸的关系，各族商帮、漕运士兵、移民等在此长时间滞留，间接推动了各民族之间语言、饮食、习俗的交流互鉴，使这里成为了多民族集聚区。迄今，聊城拥有50个民族成份，正是大运河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

（三）

大运河不仅是物资的运输通道，也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重要渠道。

海源阁是中国历史上北方著名的私人藏书楼，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由江南河道总督、著名藏书家、聊城人杨以增创建。当年因为江南战乱，藏书家纷纷抛售家财，而杨以增便将这些散落的文化瑰宝收集购置，再由大运河运送到远离战火的家乡聊城，修建藏书楼。海源阁兴盛时总计珍藏宋元明清古籍4000余种22万余卷，金石书画不胜枚举。这些珍贵的藏书以实物形态印证了各民族在文化、历史、经济等领域的密切联系，彰显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文化共生关系。它以典籍为桥梁，连接起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感，让人们在追溯文化根源时，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体特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历史支撑。

明清两代，聊城书院林立，私塾遍布，据《聊城县志》记载，这期间聊城县考中状元3人，进士99人，举人439人。其中傅以渐是清朝的开国状元，顺治、康熙皇帝的老师。据说当时清军刚刚入关，科举考试除了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是解决“满人和汉人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傅以渐提出，要想国家长久稳定，满汉两族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彼此尊重，相互融合。傅以渐的想法让顺治皇帝十分满意，被钦点状元。而这想法也顺应了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

在大运河的浸染之下，近现代时期聊城同样涌现出许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二战时牺牲在战场的盟军最高将领张自忠，用鲜血和生命践行的爱国主义，让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领导干部的楷模、民族团结进步的典范孔繁森同志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用血肉真情与生命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国学大师季羡林提出的“大国学”概念，主张国学应突破传统汉族或儒家文化的狭义界定，应将中国56个民族及各地域文化纳入研究范畴，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性。他的理论不仅在学术上推动了多元文化的研究和理解，也在实践中推动了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一体化进程。

大运河作为沟通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浩瀚版图的水路命脉，从地理上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联系在一起。2500多年来，它的开凿、使用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的生动缩影，是维系国家大一统的物质纽带，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壮丽史诗。

（作者单位：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