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明华

伊尹，夏末商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商朝的奠基者之一，被后世尊为“元圣”。他的传奇生涯，起始于其隐耕之处——今山东莘县的“有莘之野”。夏桀暴政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之际，深谙尧舜之道的伊尹，感于商汤诚意“三聘”而出山。他凭借超凡才智与无私担当，辅佐商汤完成灭夏建商的历史伟业，并先后辅佐成汤、外丙、中壬、太甲、沃丁五位商王，在王朝初创与稳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与高尚品格，铸就了“元圣”的千古美名。

“元圣”之称始见于《尚书·汤诰》，其中记载“聿求元圣，与之戮力”，意思是商汤努力寻求伟大的圣人，与他一起齐心协力治理国家。《辞源》将“元圣”解释为“大圣人”，并明确指出元圣指的就是伊尹。后世也有人将“元圣”理解为首位且最伟大的圣人。

关于伊尹的名字及其由来。据《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名阿衡，”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注释道：“《孙子兵法》：‘伊尹名挚。’孔安国亦曰‘伊挚’。然解者以阿衡为官名。”《辞源》也记载：“伊尹，商汤臣，名挚。后佐汤伐夏桀，被尊为阿衡（宰相）。”郦道元在《水经注·伊水》中记载了关于伊尹出生的传说：“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由此可见，因相传伊尹出生于伊水流域，所以以“伊”为姓。对于“尹”这个称呼的来历，郦道元指出“殷以为尹，曰伊尹也”，意思是“尹”是他在商朝担任的官职，属于官职之名。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在《史记·殷本纪》“伊尹”条目下注释称：“尹，正也，谓汤使之正天下。”《古汉语大词典》同样记载：“尹，官名。商、西周时为辅弼（即辅佐）之官。”综上可知，伊尹本名挚，官号阿衡，“伊尹”是后人对他的尊称。

据历代方志记载，伊尹在出仕于商之前的隐耕处位于古莘地，即今山东莘县一带。明正德《莘县志·人物志》记载：“商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乐尧舜之道，汤三聘而起，相汤伐夏，救民，其事见《商书·伊训》。［考证］：按《孟子》传，莘，国名。《史记》：在汴州陈留县。赵氏曰：在同州郃阳县。未知孰是。而此莘地，载者世传当隐耕于此，县即其所耕之处，后人因立莘亭。《大明一统志》：莘亭在县北八里，世传汉时人创建，以表伊尹隐耕之迹，且立祠祀之。今亭废，遗址尚在。”这些记载表明，伊尹曾在莘县的有莘之野隐耕，直到商汤三次派人聘请，他才归附商汤。汉代时，人们在此地（古莘地，今莘县）修建了莘亭和伊尹祠。

古莘地（今莘县一带）之名，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记载。据《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晋代杜预注解道：“莘，卫地，阳平县（即后之莘县）西北有莘亭。”此外，历代方志均记载了此地有为纪念伊尹隐耕之处而建的“莘亭”，以及“伊尹庙”或“伊尹祠”。

关于伊尹“隐耕”的原因，史书记载，伊尹为逃避夏桀的暴政，选择在有莘之野隐耕。汉代韩婴所著《韩诗外传》中有这样的记述：“昔者桀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群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兮！’又曰：‘乐兮乐兮！四牡骄兮！六辔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乐兮！’伊尹知大命之将去，举觞造桀曰：‘君王不听臣言，大命去矣，亡无日矣。’桀相然而抃，盍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于是伊尹接履而趋。”这段文字描述了夏桀荒淫无道的景象，表明伊尹洞察到夏朝即将覆灭的局势，随后离开夏桀，开启了在田野间的隐耕生活。

至于伊尹后来放弃隐耕，出山辅佐商汤的原因与过程，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孟子·万章上》提到商汤“三使往聘”；《史记·殷本纪》则列出两种说法，其一为“汤使人聘迎之，五反”后伊尹答应出山，其二为伊尹“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孟子在《万章上》中否定了伊尹通过烹饪接近商汤的说法，直言“否，不然”，并强调“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接着，他阐述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理由以及伊尹接受商汤邀请、放弃隐耕生活的心路历程。孟子称，伊尹在有莘之野耕种，深爱尧舜之道。若不合道义，即便以天下为酬、以千匹良马馈赠，他也不会为之所动，更不会随意给予他人财物或者从他人那里获取分毫。商汤曾三次派人带着财物去聘请伊尹，起初他推辞，觉得在田野之间安享尧舜之道便已满足。但后来他转变想法，认为与其独善其身，不如帮助商汤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君主，让百姓成为尧舜时代那样的百姓。他觉得，上天创造人类，就是要让先知先觉的人去唤醒后知后觉的人。自己作为先知先觉者，有责任以尧舜之道去唤醒百姓。若有一个人未得恩泽，便如同自己将其推入沟壑之中。于是，他担负起天下重任去辅佐商汤，劝说商汤讨伐夏桀以拯救百姓。孟子还表示，他从未听闻有人不辨是非却能去纠正他人，更没听过牺牲尊严还能匡正天下的。圣人做事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根本在于保持自身的纯洁。

《史记·殷本纪》记载了伊尹协助商汤推翻夏桀统治、建立殷商的过程：“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㚇，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上述史料表明，伊尹跟随商汤征伐夏桀；战胜夏朝后，伊尹向诸侯通报战况，使得诸侯都心悦诚服。此后，商汤正式登上天子之位，平定海内，天下重归统一。

《史记·殷本纪》还记载了伊尹辅佐商王治理天下的过程。成汤成为商王后，伊尹撰写了《咸有一德》，强调君臣应同心同德，秉持纯一之德治理国家，奠定了商初“以德治国”的理念基础。

《史记·殷本纪》又载，汤王去世后，因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便立太丁之弟外丙继王位，继位二年外丙去世，便立外丙之弟中壬继王位。四年后中壬去世，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继王位。为教导新君，伊尹殚精竭虑。帝太甲元年，伊尹创作《伊训》《肆命》《徂后》三篇文章，阐述商汤德政与夏桀失德而亡国的教训，劝诫太甲遵循先王德治原则和汤的法度，以教导他成为贤明君主。

此外，文中还提及，太甲继位三年昏庸无道、荒淫残暴，且不遵商汤法令，伊尹将其放逐至桐宫反思，自己则代理国政，诸侯皆听从号令。太甲在桐宫三年深刻反思、悔过自新。于是，伊尹便迎回太甲并交还国政。此后，太甲修养德行，诸侯纷纷归附，百姓安居乐业。伊尹赞赏他的改变，作《太甲训》三篇褒扬他，尊称他为太宗。帝太甲（太宗）去世后，他的儿子沃丁继位。沃丁在位期间，伊尹去世，被安葬在亳。咎单继承了伊尹的事业，教导百姓，创作了《沃丁》这篇文章来纪念伊尹。

对于伊尹罢黜太甲而自行代政这一举措，苏轼在《伊尹论》中评价道：“夫太甲之废，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僭；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苏轼这段话，剖析了伊尹废立太甲的行为能被天下人接受的缘由。伊尹废立太甲的行为之所以被天下人认可，是因为当时的人们理解并赞同他的做法。伊尹身为臣子却废黜君主，却未被视为僭越之举，这是由于他凭借自身的威望、高尚品德和卓越能力赢得了众人的信任。人们坚信他是出于公心，而非为了谋取私利。伊尹在废黜太甲后又将其复立，太甲也对他充满信任，并未觉得自己被专权对待。伊尹平日里对不道德之事不屑一顾，凭借高尚的品德和无私的精神树立起了崇高的威信，这使得他的行为能够被天下人所接受。

相较而言，孟子对此事的认识和论述更为深刻。《孟子·尽心上》记载，公孙丑向孟子提及伊尹放逐太甲之事，并询问贤臣是否可以放逐不贤的君主。孟子回答，如果有着像伊尹那样为天下百姓着想的公心，那么就可以这样做；如果没有这样的志向，那就是篡权行为。原文为，公孙丑问孟子：“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回应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孟子此论，为后世处理君臣关系、臣子匡扶君主确立了重要的道德原则和政治伦理。

孟子在《万章下》中，精准概括了古代四位圣人的特点，他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圣之任者”这一评价高度肯定了伊尹强烈的责任心。太甲继位之初，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三文教导他；继位三年，太甲不遵循商汤法度、行事乱德，伊尹挺身而自代。关键时刻的担当，尽显其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无愧于“圣之任者”的赞誉。

综观伊尹的一生，从莘野躬耕的贤者，到辅佐商汤灭夏立商的开国元勋，再到摄政匡君、奠定商朝基业的“元圣”，其非凡的政治智慧、深邃的思想与崇高的道德品格贯穿始终。他以天下为己任，无论是应商汤三聘而出山，还是放逐太甲于桐宫，抑或迎回太甲归政，皆以社稷苍生为念，完美诠释了孟子所誉“圣之任者”的内涵。苏轼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正是对其无私品格与经世伟业的高度凝练。“元圣”之誉，不仅彰显其道德的纯粹与功业的宏伟，更树立了后世君臣关系的理想典范——以天下公心为最高准则。伊尹，这位崛起于莘野的千古贤相，其声名德行，永载史册，光耀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