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清林

冬日的厨屋，是老家最暖的去处。这暖，总最早从祖母做早饭的风箱声里漾开，裹着灶火的温，漫过寒冽的晨，熨帖了我整个童年。

雄鸡的啼鸣不知从谁家先起，很快便在村落间此起彼伏，嘹亮的声响刺破寒雾，传向远处的庄户。彼时天还未亮，被窝里的暖是独一份的，伸手触到的每一处，都是刺骨的凉。而祖母早已点亮灯台上的煤油灯，披衣起身，引燃了灶火，风箱在她手中拉响，“啷当—啷当”的节奏，在寂静的晨里，格外清亮。

头天夜里，老人就往大锅里添了几瓢水，此刻火苗舔着锅底，水滋滋地响，转瞬便沸了。祖母拔开暖瓶的木塞，用铁瓢舀了开水灌满，余下的便倒在洗脸盆和红瓦盆里。净过脸，她又用红瓦盆里的温水，细细洗了地瓜和胡萝卜，控干水，码在高粱秆做的别帮——农家盛东西的浅碟儿里。

门外的大水缸结了厚冰，祖母抄起菜刀背，咔咔地敲开冰面，铁瓢撞着冰碴子叮当作响，铁皮盆很快盛满了水，再尽数倒进铁锅。添足水，她便拿起菜刀，咔嚓咔嚓将地瓜、胡萝卜砍进锅里，动作麻利，不曾半分拖沓。

大锅台倚着西墙，风箱在灶台左手边。祖母从西墙的木橛子上取下井字形的木制锅梁子，架在锅里，铺好高粱秆做的锅箅子，摆上窝窝头、玉米饼子，还有煮过的地瓜，重重盖上锅盖。风箱再次响起，那有节奏的声响，伴着灶火的呼呼声，成了童年清晨最熟悉的旋律。

晨光未露的时光里，祖母围着锅台辗转忙碌，身影在厨屋里来回，重复了数不清的朝朝暮暮。柴火在风箱的鼓动下愈烧愈旺，火光明灭，映红了她慈祥的脸庞，也将她的影子投在北墙上，竟显得格外高大。

而我们睡的土炕，隔着棉褥子，暖意一点点漫上来，将寒凉尽数驱走。

童年的故乡，冬天的冷刻在骨子里。走出家门，棉鞋裹着的脚尖冻得生疼，两手即便插进棉衣袖筒里，也像针扎似的难受。村里的孩子，不少人手背冻出了冻疮。下课了，孩子们就挤在墙角“挤摞摞”，跺脚、跳高、互相追赶，想靠这点活动添点热气，可手脚依旧冻得发麻。唯有放学路上，背着书包往家跑，一头扎进厨屋，才算寻到了暖。祖母总会快步迎上来，帮着脱下鞋子，连声催促：“快着点，把脚伸到被子下，先暖暖脚！”那时，低矮的厨屋门口飘着浓重的青烟，风箱声里，锅里的水已烧得半开，暖意在屋里绕来绕去。

小时候的我，总醒得格外早。趴在被窝里，静静看着祖母在厨屋里忙活，哥哥还在一旁呼呼大睡。“奶奶！我要吃芋头轱辘！”我扯着嗓子喊，祖母便笑着应一声，眼角的皱纹揉成了温柔的弧度。

圆圆的锅盖上，白色的雾气四下钻挤，在屋里蒸腾开来，锅里的地瓜轱辘在沸水里翻滚，发出咕咕的声响。等干粮蒸透、地瓜煮熟，祖母才会往大铁锅里下玉米面。这时候，她总会取来一只碗，用饭勺子盛上几块地瓜，放到炕头的青砖上，笑着叮嘱：“凉凉再吃，别烫着嘴。”而后才转身，开始熬玉米粥。

多年后，我在自家的厨房里，一只手往钢精锅里撒玉米面粉，另一只手搅动勺子，将面粉与水打匀。站在一旁的妻子看呆了，诧异道：“噫，怎么从没见过你这么下面子的？”我随口答：“从小看奶奶在大铁锅里下玉米面子，看会的。”竟记不清何时刻意练过，可那动作，早已刻进了骨子里。练武术的有句行话：门里出身，不学也懂三分。大抵，这就是耳濡目染的力量吧。

祖母在大锅里熬玉米粥的模样，如今想来依旧历历在目。她左手掀开锅盖，右手迅速将铁勺抵在西墙上，用嘴吹开锅里蒸腾的热气。之后，一手端起锅梁子，一手揽过干粮，尽数放到东北角小锅台的面盆上。而后左手端面瓢，右手持铁勺，开始往沸水里撒玉米面。我家那只用葫芦剖开做的半大面瓢，格外顺手，随着她左手匀速摇动，面粉均匀地落在沸腾的水面上，右手中的勺子总能精准找好落点，在面粉触到水面的瞬间，搅动得水面旋转起来，让面粉与水多角度、多层面地相融。她轻舒胳膊，手腕微微抖动，动作如春风拂柳，协调又流畅，那画面，便这般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从未模糊。

昨日刚过六十一岁生辰，抚今追昔，忽然恍然——当年祖母，也是从六十岁的年纪起，为了我们兄妹几个，日日守着这口大锅台，起早贪黑地忙，从无一日停歇，直到哥哥成婚，嫂子进了门，她才算有了帮手。

锅里的热气再度腾起，玉米粥熬得快要黏糊时，祖母便将锅盖撑起，把锅梁子和干粮重新摆回锅里，盖严盖子，开始撤火。往往还会在灶膛两侧，放上两块长条的地瓜，等火苗熄灭，便把地瓜埋进带着火星的残灰里闷着，不多时，地瓜便焖得香甜软糯，是我们最爱的零嘴。

饭做停当，祖母也不肯歇，又忙着准备就饭的咸菜。院里的长条石板上摆着咸菜缸，每年都会腌上满满的芥菜疙瘩，早饭的桌上，总少不了脆生生的疙瘩咸菜条。有时她还会用灶台下的余火，烧几个干辣椒，切上几刀白菜，拌上小葱和豆油，辣乎乎的，却香得让人直咂嘴。

整个清晨，祖母围着灶台起起坐坐，前后奔走，手脚不停。唯有烧锅的水开了，停下拉风箱的那一瞬间，她才会拍拍手上的柴灰，有片刻的歇息。从熹微未露的黑夜，到太阳从院墙上升起，将整个小院和厨屋照得亮堂堂，她的忙碌，从未间断。

祖母是个乐观又开明的人，爱说笑话。村里谁家生了女孩，她会笑着说，生了个“锅台转”。在她眼里，农村的女孩子，大抵注定一辈子围着锅台转，拾柴烧火、碾米推面、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这是天命，是与生俱来的人生归宿。她是认命的，认定女人就该守着家、护着孩子，自己的孙男娣女，就该由自己亲手拉扯大。面对日日重复的劳作，她无怨，甚至觉得欢喜，看着我们吃得饱、长得壮，便是她最大的满足。

祖母曾跟我们说，年轻的时候，她领着父亲和姑姑去黄河东岸山区讨饭，从没觉得委屈，反倒脚步噔噔的，走得格外有劲。2023年麦收前夕，我和表弟开车，陪着父亲和姑姑重回黄河东岸的明清东阿县一带，重走他们少年时讨饭的故地。姑姑说，那时跟着母亲走街串巷，拖着打狗棒，挨家挨户讨饭，祖母却总乐呵呵的，从没见她悲伤叹息过。日日领着他们走遍当地的山山水水，于她而言，竟像逛街看风景一般。于林、洪范池、丁泉、东流泉，这些当地的著名景观，在年已八旬的姑姑嘴里，张口便能道来，那是刻在她童年里的印记。

祖母的人缘极好，当年讨饭时，一家人住在东阿镇窑头村的窑洞里。村里有位秦姓大娘，有个和父亲年龄相仿的儿子，两人常在一起玩耍。赶上下雨天，秦大娘总会多做些粥，让儿子用瓦罐盛了，送到窑洞里来。父亲到如今，还清晰地记着那孩子的小名，叫山。

那日我们驱车到了窑头村，村口粉墙黛瓦的迎门墙上，“窑头村”三个字清晰可见。父亲嘱咐我们，一定要去看看秦大娘的儿子。在路南的一家超市，父亲委婉地向店主打听秦大叔的消息，店主却说，秦大叔刚去世三天。父亲的神色瞬间黯淡，不再吱声。父亲又试着打听另一个同龄的孩子，小名叫八，一位进来买东西的老者说，八去了东北，应该还在世，还说秦大叔的儿子成了医生，一家人过得很好。总算知道了些许消息，父亲走出村子时，精神才稍稍好了些。

我心里满是惋惜，年前父亲还跟我说起过，讨饭时结交的这两位朋友，三人玩得极好，还效仿古人，拍了个土堆当香案，插根柴草棍作香，磕头拜了把子。父亲比秦叔大一岁，做了大哥，小八年纪最小。那时秦叔还带父亲去窑厂出窑，送了两个罐口稍有裂纹的瓦罐，教父亲把瓦片碾碎成粉，用水和好灌进缝隙里，拿到东阿城里去卖；小八则帮父亲掐过一抱麦穗，那点看似微薄的温暖，在艰难的岁月里，成了父亲心底的亮光。

七十年的时光流转，那些苦日子，在父亲和姑姑的心底，竟只留下了最美好的片段。祖母的坚强和乐观，像一粒种子，落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伴了他们一生。

那时母亲不会做家务，回家后既要带小妹妹，还要去学校教书，晨起第一件事，便是挑上水桶，去村前的水井挑水。我家是全村最高的院落，从大门到二门，再到井台，约莫有三百米的距离，母亲日日往返，从未喊过苦。而家里的厨屋，始终是祖母一人的阵地，她守着那口大锅台，守着一家人的三餐，守着满屋的暖。

而今的日子，早已不同往昔，世间还有多少女人，会一辈子守着一方灶台辗转呢？

我的妻子骨子里仍是传统女性，我曾问过她这个问题，素来认真的她竟笑着打趣：“还能有谁，不就是我嘛，天天守着给你们炒菜、刷锅、做饭。”我听罢不由失笑。如今的日子，轻旋开关便有火燃，打开龙头就有水来，冰箱里囤着四季的食材，甚至隔着手机，便能提前启动电饭煲备好热饭。这般便捷，又怎能与祖母那辈女子的付出相较？可即便如此，日日守着灶台操持一家烟火，也已是十分不易。

我时常觉得，自己丢了那个独属于旧时光的“场”。我失去了在寒冬里，对一缕烟火、一室温暖的极致渴望与珍视；失去了在亲手劳作中，亲眼见证万物“无中生有”的创造之乐；也失去了那份与土地相拥、与季节同行、与最朴素的生息紧密相连的，沉甸甸的踏实感。

每年清明节、寒衣节，兄妹几人总会相约回故乡扫墓。柏树苍翠的祖林里，祖母的墓旁，又新添了母亲的坟丘。跪在老人们坟前的泥土上，我总能感受到从地底传来的贴心暖意，仿佛听见她们从另一个世界捎来的殷殷叮嘱。忆起当年，八十多岁的祖母望着团团围坐的我们，慈祥的笑容里漾满了幸福，她轻声叹道：“谁能想到，我这个守寡讨饭的人，竟能拉扯出这么一大家子人来！”

祖母的身影，曾在灶火的微光里显得那般瘦小。可时光流转，六十岁的我回头望，那被火光映红的脸庞，愈发清晰；那围着锅台辗转的身影，也愈发伟大。她守着一方灶台，守着一个家，用一生的勤劳、乐观与坚韧，酿出了世间最醇厚的人间温暖，也将这份刻在骨血里的家族精神，悄悄传给了我们，代代延续，从未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