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晓燕

前言

也许因为我平时言谈举止貌似斯文，闲暇时又喜爱写写画画，所以无论在网上还是生活中，经常被不熟悉的人认为是老师。

每当有人问起时，我总觉得好笑，随即否定：“不，我是工人。”“工人？”有人惊讶，老师和工人，这落差有点大。老师总使人有文雅而端庄的感觉，而工人嘛，给人的印象似乎都是没文化且粗俗的。于是他们接着追问：“那你肯定不是一线工人吧？”嗨，我又笑，我还真就是一线工人，“哐当哐当”操作机械设备，“吭吆吭吆”抡大锤的那种。

其实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不止一次有人这样说我：“你在工厂干活真是屈才了！”“你应该上大学的！”“你不该干这下力的活！”……我听了也只是笑笑，何来“屈才”一说，归根结底还是没那个本事。自己从小贪玩，上学的时候不够努力，当上工人是意料中事。

小时候有过很多理想，依次是警察、律师、记者……甚至还有作家。总之，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工人，看书或影视剧，也不喜欢反映工人生活的情节，对工厂、车间有一种深深的隔膜感。

虽然自小生长在农村，但是基本什么农活都没干过。和妈妈一起拾棉花，也只是跟着玩罢了。我腰里煞有介事地系着一块蓝布包袱，感觉自己就像采茶姑娘（当然人家背的是竹篓），一路上光顾着自我欣赏，兼顾着看青草和小野花，根本拾不了几朵棉花；去过一次玉米地，看到地上爬满了长相凶恶的蝼蛄，吓得我转身就跑。

小时候放暑假，我去找同龄的孩子们玩，她们都说得去割草，喂牛喂羊。我回到家里也吵着要去割草，大人听了都觉得好笑，也答应了。但是我家没有那种背着的大柳条筐，大人就找了个走亲戚用的小竹篮给我，我又拿了把小镰刀，装模作样地和小伙伴们一起割草。其实我哪会割什么草，就是想和她们在一起玩罢了。

但是，现实就是如此具有戏剧性和喜剧性，从来没有干过什么活、从来没想过当工人的我，从十九岁那年一脚踏进了工厂的大门，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在车间

在学校的时候，理论知识学了不少，但是实习条件很有限。所谓的实习车间设在两间闲置的平房里，而实习就是在台虎钳上操作，用钢锯把铁块锯成老师要求的造型，然后用锉锉平。屋子角落里有一台破旧的小台钻，还有一架破败的砂轮机。那时候，用到钻床和砂轮的时候都是让男同学帮忙，自己根本碰都不敢碰。

等进了工厂车间，听到大摇臂钻床“轰轰轰”地响着，看到一圈圈螺旋状闪着蓝光的铁屑从钻头下面冒出来，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恐惧，想逃。

我所在的是变压器焊装车间，主要是制造变压器的外壳。变压器大小不一，小的和行李箱差不多，大的比街上的报刊亭还要大。车间的仓库里堆满了五六米长的铁板、十多米长的槽钢以及铁管等等，需要的时候，就用航车吊出来，根据图纸在剪板机或者切割机上下料。剪板机的动静简直惊天动地，剪起厚铁板，像一头老牛发出沉闷的叫声，地面都跟着打颤。切割机则是那种“吱吱啦啦”的声音，喷出一片耀眼的火花，就像放烟花一样。

下好料的铁板、槽钢堆放我们组，由老师傅在上面用旧钻头磨成的划针划线，然后用还是旧钻头磨成的冲子砸上记号，我们就根据那记号钻孔。最小的孔只有三毫米，最大的则有六十毫米。

剪板机的“哐哐”声，钻床的“吱吱”声，冲床的“咣咣”声，折弯机沉闷的“嗡嗡”声，还有焊装组各位师傅们电焊机的“嗞嗞”声，以及他们“叮叮当当”的敲打声……真是一场厚重而刺耳的交响乐，听得久了，让人心烦意乱。即便面对面，我们也得扯着嗓子说话，否则根本听不清说什么，从外面听起来就像吵架似的。

偶尔安静的时候，会听到无数只麻雀在高高的行车两侧“叽叽喳喳”。阳光把车间的大窗户斜斜地投到地面上，窗户外面是一堵围墙，和车间形成一道狭长的胡同。胡同内杂乱地扔着一些砖头瓦块，也杂乱地生着一些树木和野草，最令我难忘的是那金灿灿的苦菜花。我常常伫立在窗前，透过残破的玻璃，看着小小的花朵在风中颤动。

车间里总是尘土飞扬，铁板、槽钢等一摸一手黑，设备上处处都是油污。洗手池边摆一堆锯末，那些渗进手掌纹路里的污黑仅用肥皂是洗不干净的，必须得用锯末一点一点细细地搓。上一天班，鼻孔里都是黑乎乎的，洗工作服的第一遍水，黑如墨汁。那时走在街上，看到衣着光鲜的女孩子路过，想象着她们的工作环境一定是明亮整洁的办公室，她们的指甲缝里也一定是干干净净的。

由于从小缺乏锻炼，我虽然体型高大，却没有多大力气。但在车间里干活，处处需要力气。记得有一次，用磨光机磨一种特别坚硬的钢，得把边缘磨出斜面来，还没磨几分钟，我两只胳膊已经震得发麻，磨光机几乎要脱手而出；还有一次，用小车推了一摞槽钢，只消一掀，就能“咕噜噜”倒在地上，我掀了好几次，愣是掀不动。东北来的同事王姐过来帮忙，对我笑道：“挺大的个子没劲儿！”

我也不会用巧劲儿。有段时间，我干套丝的活，需要拧手柄把一根细铁棍固定住，其实真用不了多大劲儿，但戴着两层手套的我硬是把手磨出了泡，这让组长感到很惊讶。变压器的箱沿就像一个大大的长方形相框，和箱盖点焊在一起，然后一圈都钻上孔，便于上螺丝。钻完孔后，得把箱沿砸下来，焊在箱体上。我每次都是拿着锤子费劲地在那里“哐哐哐哐”地砸半天，全身冒汗。有一次锤子直接飞了出去，正中暖壶，壶胆碎了，热水流了一地。

当然，几年后，我已经能轻巧地把箱沿砸下来，并且示范给新来的同事。

那些流过的泪、汗、血

我平时主要就是在钻床干活。钻孔的时候，铁屑四处乱飞，有时会溅到脖子里，慌不迭地用手去扑，等到抓出来，脖子已经烫红了；有时会钻到鞋里，手忙脚乱地去抓，袜子已经被烫了个洞。冬天衣服厚还好一些，夏天的上衣和裤子则被烫得各处都是小洞洞，无一幸免。

一次，有个铁屑飞到了眼睛里，我以为只是被烫了一下，没怎么在意，后来觉得疼，是特别尖锐的那种疼。让别人看了才知道是扎到眼珠子上了，那铁屑小得像针尖，扎得特别结实。去一家小诊所，有个女的用一个东西给我来回拨，结果眼泪流了一脸，铁屑纹丝不动。最后没办法，我只能跑去医院，让医生取了出来。

车间面东背西，冬凉夏暖。夏天的时候，车间就像一个大烤箱，我们就是烤箱里的鸡鸭。里面比外面还热，墙上的铁电扇动静虽大，吹出来的都是“呼呼”的热风。而且我们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干活，电扇吹不到的地方，只能生生地干热着。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也不过如此吧，我又是个特别爱出汗的人，汗水就像无数条小虫子在身上爬，衣服全都湿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冬天，冷如冰窖，脚几乎冻得要掉下来。手一摸到冰凉的铁板，像要粘到上面似的。空旷的车间里点着炉子，比点蜡烛强不了多少。实在冷得没有办法，我就戴着两层手套，一手握着一个刚钻完孔的小铁块，要是直接用手拿，非得把手烫熟不可。稍停片刻，没那么烫了，再把两个小铁块分别放到棉鞋里。别说，这样确实挺管用的，手和脚都没那么冷了。

天天都和铁打交道，大伤小伤不断。我两只大拇指甲和两只大脚指甲都被砸脱落过。其中一次，是被钻床上滚落下来的槽钢砸了一下脚。我以为没事，没想到脚指头立刻就肿了起来，鞋都提不上了。有位爱开玩笑的男同事看到我趿拉着鞋、一瘸一拐的样子，笑着说我：“别装了，有那么厉害？”我脱下鞋袜，让他看看又黑又肿、粗得像胡萝卜的脚指头，他有点惊讶，连忙歉意地让我赶紧穿上鞋。过了几天，肿渐渐消了，但脚指甲却好像是轻飘飘浮在上面的，用手轻轻一拿，竟然完整地拿了下来。

这事过去不久，我一不小心踢到了一堆槽钢上，因为穿着凉鞋，又踢掉了三个脚指甲。

手指划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有一次流的血多了点，我干脆用滴着的血在铁板上画了朵小红花。同事艳梅手也划破了，笑着问我：“红色够用不？不够再给你点。”还有一回，手在砂轮上蹭破一大块皮，几天后结疤，我再次去砂轮上磨零件，一不留神，手上的疤又被磨去了，顿时血流如注。

忘了是参加工作的第一年还是第二年，曾干过几个月的车床。也是在那时候，我受了最严重的一次伤。那一天，我负责车一摞二十多公分厚的圆盘，因为太重，以往都是组长给我装到卡盘上，车完后，他再搬下来。那天他不在，我想总不能光指望别人，自己试试看，虽然搬不动，但可以松开卡盘后把圆盘扔到地上，铁东西，不怕摔。但是，就在试图扔圆盘的那一刹那，我才知道它有多重，我根本就甩不动，它先是跌落到车床架上，然后才滚到地上。而我的手则实打实地被硌了一下。

我竟然没觉得痛，只看到血源源不断地从左手中指流了出来，我慌忙跑出车间大门，去水龙头那里冲洗。我以为这次和以往一样，把血洗干净就没事了，没想到血流个不停，而且，有一小块白色絮状的东西当啷在那里，天，这是把肉砸出来啦！我一时吓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主任闻讯赶来，用摩托车载着我去了一家卫生室。那是夏天，主任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我手上的血染红了他的后背和摩托车后座。

到了卫生室，我以为只是包扎一下，没想到里面的人说需要缝针。主任是个中年人，和我沾点远亲，在他眼中，我还是个刚走出校门的孩子。他没有说话，我从他的神情里看出了担心，他觉得我会害怕。我当然特别害怕，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情况，也只能任人处置了。打上麻药后，我眼睁睁看着针从肉里穿过去，这才流下泪来，倒不是因为那隐约的痛感，而是莫名觉得委屈。一共缝了五针，前面三针，后面两针。我因此在家休养了一个月。

有一段时间厂里特别忙，白天晚上连轴转，经常干通宵，我腰疼的毛病就是从那时候落下的。我在宿舍住上铺，爬床都特别艰难。腰就像被人从中间锯掉了又安上一样，翻个身都得鼓好大的勇气。也曾多次求药问医，但腰病都是累出来的，只要在工厂干着，就不可能好。所以，腰疼一直陪伴我到现在，时好时坏，时轻时重。我早已与它握手言和，成为朋友。

在焊装车间待了近十年后，我调到了另一个车间，打交道的对象由铁板变成了绝缘板和绝缘纸。工作环境和强度都相对好了许多，腰痛仍然时时发作，但很少再像以前那样痛得厉害了。手上仍然会有大大小小的伤，绝缘纸就像薄薄的小刀片，伤人于无形之中，很多时候根本没注意，一碰水，忽然感到细小且火辣辣的痛，才惊觉手被划了好几个小口。

但凡上班，手总是不可避免地划破，这都是小意思了。最让我触目惊心的一次，是我拿美工刀割绝缘膜，硬生生把食指切下一块皮来，一次次用卫生纸按住，一次次被鲜血浸透，血，怎么也止不住。没奈何，让同事骑电动车送我去了诊所。这一次是真的疼啊，一个手指头受伤，十个手指头都疼，钻心地疼，全身都疼，疼得我心烦意乱，头皮发麻，一晚上没睡好。

关于单位

自我上班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单位似乎就没红火过，一直都是半死不活，奄奄一息，虽然也有焕发生机的时候，但也只是阶段性的挣扎。但就是这样一个苟延残喘的小企业，在众多曾经辉煌一时的大企业相继倒闭后，仍然顽强地生存着。金融危机也没能把它打趴下，甚至两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它而言，也无关痛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感觉单位就像一个身体虚弱、三天两头跑医院的人，但越是这样的人，反而比那些平时身体特别健壮、从来不得病的人要长寿。

我刚上班那几年，单位陆续进了不少人，都是和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女孩，给暮气沉沉的工厂带来了些许活力。后来，因为单位实在不景气，有的调走了，有的去外地打工，有的自己做生意……人只出不进，越来越少，到今天，人所剩无几，和个手工作坊差不了多少。

对单位，我的情感是复杂的，可以说是爱恨交加。我从十九岁进厂，在这里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是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它早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虽然收入微薄，却是我赖以温饱的“六便士”。而且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让我后顾无忧，对未来的生活有着足够的安全感。

但是，它又给了我很多不愉快的回忆。我们单位是计件工资，即班组的工资和每月产量挂钩，班组里有三个人是这些钱，有十个人也是这些钱，而这些钱又是根据考勤情况发放。正因如此，每个班组都不喜欢进人，而且经常为了上班多少的问题闹矛盾。

并且，大家是合作的关系，如何干活全凭良心。谁干活快了慢了，谁干活多了少了，明争暗斗，纠纷不断，总而言之，都是为了钱。我是个穷人，不敢视金钱如粪土，但我对这类为了利益争得头破血流的事实在是深恶痛绝。

恶劣的工作环境、身上的大伤小伤，以及伴我终生的病痛，都没能让我有离开的想法，唯独这些为了蝇头小利不顾脸面的行为，让我一次次萌生去意。只是，我没有拂袖而去的魄力，更缺乏辞旧迎新的能力，二十多年来，一拨又一拨人走了，我仍然徘徊在原地。

岁月蹉跎，不知不觉，竟离退休越来越近。我已不复他想，脚踏实地，只想做好该做的事，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后记

直到现在，老亲戚、老熟人甚至家人，仍然用以前的眼光看我，以为我还是若干年前那朵温室里的花，“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胆怯娇弱，什么都干不了。有一次，我用扳手紧孩子自行车上的螺丝，邻居家的大叔看到了，热情地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我忙说不用，心中暗笑：我是整天拿扳手摸钳子的人，就这，对我来说还算个事吗？

虽然多年的超负荷劳作，并没有使身体变得强壮，甚至落下了病痛，但我学会了坚强和忍耐。无论做什么事，在身体极度疲劳的时候，照样能咬着牙坚持下去。虽然我还是没有多大的气力，但却从以前那个听到机器响就吓得想逃的女孩，变成了对各种设备都有足够信心操作的老工人。

我是工人，我曾经羞于对人提起我的职业，无数次渴望着自己也能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都说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人不分三六九等，不可否认，社会上有时还存在对体力劳动的偏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如今，我已经能坦然面对这一切。我是工人，但这并不妨碍我有一颗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心。我喜欢写，喜欢画，喜欢唱歌，喜欢拍照，喜欢路边的树木和花草，喜欢天上的云和月亮，喜欢这世间所有美好的事物。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干什么工作，我会毫不迟疑地说：“我是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