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秀功

从作品形式上看，魏华北的短篇小说《墟里烟》（刊载于《山东文学》2026年第二期）由五个章节构成，带有明显空间叙事的特点。每个章节之间虽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显然，这是作者独出机杼的精巧设计。每一章节均择取世界文学名著中的哲理警句来提示这部分的思想内蕴。这一别具匠心的构思，透露出作者的良苦用心。

作者在小说中建构起来的历经千年的中国乡土社会，是世界文化大背景下的一个镜像；或者说作者把中国乡村生活中的人情世故、众生百相以及精神生态等方方面面摆在了世界背景前面，放在了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社会前景之中，让读者聚焦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沉浮，感受他们细碎的日常肌理，体会他们的固守与变迁、坚持与反抗、野性与真情，以及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的时代阵痛与精神嬗变。

现代化进程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化与复杂性的特点，小说《墟里烟》则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与不同的叙事伦理，将其形象化地展现了出来。余庆一家的时代变迁，反映的是传统农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已成为限制人口增长、人类繁衍生息的一道“窄门”。若只有祖孙三代四口人，三间正房与两间西屋尚可满足住宿需求。余庆娶妻之后就有些捉襟见肘，房间明显不够用了。陪嫁的大衣柜新房里放不下，就只好挤在奶奶的小屋里。“夹道很窄，余庆媳妇隔三差五去看大衣柜，进进出出都要斜着身子。”“没过几年，西屋添了两个小的，都是男丁。”怎么能住得下呢，“老的小的盯着一个锅台，勺子碰锅沿常惹出一肚子闲气。”“不定谁冲谁撒气发火，吵得四邻不安。”

如何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以土地为本的小农经济，已难以改变那道既开在生活中，又开在心理上的“窄门”。“地还是那几亩地，咋侍弄也长不出钱来。”要想冲破这重物理隔阂、精神枷锁，就必须“一个南下，一个北上”，走出“少有人来，也少有人出”的闭塞世界，实现年轻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瓦解小农观念的思维禁锢，从“向土地而生”的生存逻辑之中突围出去，学习新的经济模式，融入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洪流中去。当然打工也许只是阶段性的权宜之法，却可以改变落后的生存现状。所以，在进行资本积累的同时，如果能像庆月那样，带着技术回乡创业，方为农业振兴、农村建设的长久之计。

在改变生存方式、适应经济新模式的同时，最难动摇、最难撼动的就是千百年来那些根深蒂固的腐朽的文化基因，那些宗族伦理中压抑人性的陈旧思想意识。掌握知识的人往往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并常常成为被捉弄或嘲笑的对象。“庆红小时候和余庆一块玩儿，两人约好了在天黑时喊‘回家吃饭’，结果引来嘲笑，庆红还挨了骂。”“吃饭”却让“喝汤”挡在了文明的大门之外。“红”，多么美好与温柔的名字，却偏偏成为众人取笑庆红“大妮”或内向的标签，“红脸”变成了他的生命底色与现实桎梏。有着初中文化的庆红在学堂做乡村教师时，只好在伦理纲常与新式教育的错位之中求生存，需要依靠所谓的“约法三章”来平衡两者。师道尊严几近成为宗族伦理的阶下囚。农村社会的行政权力又常与宗族地位相勾连，这一带有双重权力特色的管理方式，更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沉重枷锁。这在庆阳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记账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知识，当精通财务的庆阳以文化人的原则去对抗乡村权力的治理标准时，其结果是“记工分的事儿你别干了！”乡土社会的话语权撕破了一个文化人的“脸面”。“长得五大三粗，干农活儿却不利索，俩庆阳也顶不上半个男劳力。”“庆阳渐渐有些魔怔了，出工时还是走在最后，扭着腰肢，眼睛紧盯着前面的脚跟，腋下没了账本，掂锄头的手一路上也稳不住一个姿势。”对文化者的鄙视，即是对知识的歧视。“搁下了一个本，抱起了一本书”，庆阳只好隔绝在他那本“厚书”（《红楼梦》）里，“厚书”成了他精神的避难所。不仅在他人眼里，即使是在自己家人看来，“文化人”庆阳已变为被驱赶、被耻笑的对象，“庆月原本皮实，这回儿真架不住了，联合他爹拿着木棍打疯狗一样往家里赶。”这次碾碎的不是庆阳的“面子”，而是他的灵魂，庆阳病了，成了一位典型的精神孤独症患者。

传统乡土社会的生存伦理在现代文明的缓慢渗透与浸润下，人们心底也许已泛起微澜。虽说“余庆总是能看到原来土屋后墙上那道窄门的影子”，余庆从两个儿子身上似乎明白了些说不清的道理，劝慰庆红说：“现在哪还有那些穷讲究！老师都当一辈子了，你说，是你起小教的他们几个不？”庆红在千百年礼法的规训面前，心里好像顿时滋长出一股艰难抗争的力量。

“呵呵”冷笑过，学着关公的样子可着嗓子念白道：“上的马去看过，哪一个敢追赶二爷！”

庆红唱的是豫剧《关公挑袍》里的戏词。但现实是文明的进程使一些地方戏曲、传统技艺等在逐渐消失，像“河南坠子”这种表演方式在乡村也没有了市场。很明显，这是一个农村文化生活的空窗期，“黄昏狗叫，清早鸡叫，快上工时牛叫，吃过晌午饭二华子他娘坐房顶上叫，其他时候东西两条街上安静得能听到老鼠溜走的声音。”然而，乡村青年总是需要有一种方式宣泄内心波动的情绪，这种精神上的寂寥让留妮找不到排遣心理孤独与落寞的渠道。所以他只能靠“号丧”来显示自我的存在，消解心中燃烧的欲火。

留妮“咣呔呔”自己打起锣鼓点儿；两臂前伸，“啪啪”地打飞脚；蹿起老高，两手够到树枝“嘎嘣”扯断；“嘿呦嘿呦”拿额头撞树，惨叫着用手拭血……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建设不一样的文化样式来满足时而骚动的情感需求。所以在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就可能会有人来争夺与占领这个空白的市场。像赌博等一些不健康的文化娱乐方式在有些乡村开始“抬头”，甚至出现西方宗教的侵入，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留妮的嘶吼是乡村民间文化消亡后在他心底深处涌起的精神“骚动”，文化的缺失有可能造成一种文化遗忘，留妮在短视频中“低沉犹疑逐渐变得高亢铿锵”的唱腔，是否是现代文明给乡村带去的精神振兴，这或许还是一个未知的答案。

小说中哑女及其一家人，有着与众不同的生存方式，作者将他们放在了伦理秩序与世俗权力的规训之外。在这里，作者的意图首先是以哑女的“自由”来对比伦理与道德的残忍，以哑女的天真来比照世俗的狡黠；更为重要的应该是提示读者，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乡村存在着被边缘化的风险，担心难以走出“砸坷垃”和“拽牛尾巴”这种与外面世界相隔绝的生活样态。所以作者提醒读者，“她（哑女）听不到时间的指针，不懂得看世界上千奇百怪的面孔，时间和世界也就遗忘了她。”幸运的是，“在斯红眼里，竟然是越来越有风韵了。”哑女欲望的表达其实是在告诉斯红，她也喜欢“年轻人都颇有些城里人的样子”。这或许是一位纯情而天真的乡村人对现代文明所秉持的开放态度。

小说《墟里烟》在呈现乡村变革中的时代印记与生命际遇的同时，展示给读者最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转型时期乡村社会的固守与突围。传统的以土地为本的小农经济以及宗族观念中腐朽的文化元素，这些至今还是现代化道路上的沉重包袱；那些血脉亲情的温馨，生老病死的点滴日常，烟火气息中的守望，对人性美好的坚守，对生命本真的追求等，扎根在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优秀文化，都是需要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