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树坤

一场秋雨，洗得秋色更浓。街头小摊上，沾着湿泥的地瓜、饱满的花生、带着藤蔓的甜瓜，散发着泥土的清新和果实的甜香。这熟悉而丰饶的气息，将我拽回了童年“揽秋”的时光里。

那时候，每年秋天一到，田里的玉米、大豆、高粱和地瓜相继成熟。大人们从早晨一直忙到晚上，掰玉米、刨地瓜、砍高粱，傍晚再趁着天气凉爽把庄稼运回家，田野里到处是人声和车马声。我家姊妹多，地也多，可只有母亲和大姐能干些重活。我和几个妹妹还小，既扛不动麻袋，也抡不动镢头，我就拉着妹妹去“揽秋”。所谓“揽秋”，就是在人们正式收获之后，去他们收割过的地里，捡拾那些被落下的果实，比如刨过地瓜的地垄里翻出的小地瓜，割过大豆的茬间散落的豆荚，摘过棉花的枝上剩下的残桃，还有高粱穗上没掐净的瘪粒，甚至枣树、柿子树上够不着而剩下的几颗果子。这些零星的收成，主人家往往懒得再返工，却成了我们眼里的小宝贝。

揽秋看似是件不起眼的事情，但这些小“收成”多了，既能为家里添些口粮，又能填补冬春粮食的亏空。再就是那些成熟的果子或粮食，烂在地里很是可惜，捡拾回来也不费多大力气。这样的活计，正适合我们十几岁的孩子。

揽秋要掌握好时机。我时常趁着去地里打猪草的空闲，去看谁家的玉米收了，谁家的地瓜熟了，谁家的红枣摘了。我特别注意那些急着腾地种小麦的人家，等他们把地里的玉米或地瓜收完，趁犁地之前，我们就去地里“寻宝”了。

那时候，我们揽得最多的是地瓜。因为地瓜产量很高，落在地里一些，主家也不太在意。可在我们心里，哪怕是一星半点，也都是用汗水换来的收成，与其扔在地里烂掉，不如翻找出来。往往，田地的主人前脚刚走，我们就扛着铁锨、三齿等工具进入战场，开始仔细翻找。地瓜的蒂与瓜秧相连的地方很脆，稍不留神就会断在土里，被土埋掉就不容易看到，我们就希望翻找到这样的地瓜。有一次，我刨到一条地瓜蒂蔓，看上去很粗壮，而且没被主家挖断。我顺着它刨下去，越刨，瓜的蒂蔓越粗壮。我耐着性子坚持刨。不知不觉身后刨出了许多新鲜泥土，当我追出三米远、三尺深时，总算把这个硕大的“贼瓜”给逮住了！再看身后的土堆，简直成了一排小山丘。像这种地瓜，在我们当地都管它叫“大贼瓜”，大概就是因为生长时不走寻常路，才得了这个名吧。

揽地瓜可不是个轻省活儿。在刚翻过的松软地里干活，像踩进了烂泥塘里。一脚下去，土就没过脚脖子，不多会儿，腿肚子就发酸发沉。有时候，我们在一块地里刨半天，也翻不出几块。我们心里明白，这户人家日子过得也紧巴，收获时就翻找得很干净。遇到干活粗疏的田主，我们的收获就多了，不消一会儿工夫，就能拾满半筐。清人王材任在《秋日郊行杂兴》里写的“拾穗村童好，腰镰野老稀”，说的正是儿时在地里揽秋的那番光景。

一到秋天，外村的果园便是我们常去揽秋的地方。那时候揽得最多的是红枣。村北五里外的北朱村，兴许沾了邻县“小枣之乡”的光，那个村里有连成片的枣林。还有从我村向东八里路的崔寨村，也因靠近“冬枣之乡”沾化，栽了大片枣树。秋天一到，枣子就成熟了。枣园的主人在地面上铺上一张棉布单，或一张大塑料布，用竹竿把枣打下来，收拾起来去售卖。可总会有几颗红枣藏在枣树的枝叶深处，成了“漏网之枣”。待秋风或秋雨光顾之后，叶子一落，它们就显露出来了。还有树梢的枣子，因当时还没熟透，又青硬又难摘，主人便舍弃在枝头，人们管它叫“天花枣”。这些枣挂在高处，吸足了阳光，秋风一吹，更加甜脆。远远看去，红得透亮的枣子，在风里不停摇晃，像一盏盏小红灯笼，点缀林间，更添秋色。这些深藏的红枣和枝头的“天花枣”都是我们寻找的宝贝。

我们除了揽秋地瓜、红枣，还会揽些花生、棉花，甚至大豆和芝麻。凡是人们舍弃在地里的，我们都会把它们寻回家来。有时候，出去一天，可能收获不是很多，但看着用双手捡拾回来的成果，心中满是成就感。母亲把我们揽回来的地瓜切成片，晒成地瓜干；把红枣晒得通红，过年的时候做花卷、蒸年糕，一掀锅盖，满屋蒸腾着甜香气，那就是我们儿时的年味儿；那些洁白的棉花被母亲用弓子弹过之后，再纺成线、织成布，絮进了棉衣棉被，暖暖地裹住我们的身体，抵住了严寒，那细密的针脚里，满是母亲浓浓的爱意。

儿时揽秋，不单纯是一种快乐，更让我们对劳动有了切身的体会。揽秋让我们从小便懂得了父母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唐代李绅《悯农》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沉甸甸分量，不只是在课堂上的诵读里，更体现在我们走过的田埂上、小河边和枣林间。而如今的孩子们，大都生长于钢筋水泥的楼群间，少到户外，不去原野，哪会懂得我们儿时揽秋的那些快乐。

若时光真能倒流，我愿再次去田埂上走一走，去揽一筐地瓜，揽一回红枣，揽一个挂满果实的、沉甸甸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