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一群聊城人告别家乡，怀着坚定信仰，和86000余名革命儿女一起，汇入红军长征的铁流，为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踏上漫漫征途。

从聊城大地出发，走向山河万里，他们的名字，值得被永远铭记。今日起，本报推出《红军长征路上的聊城人》系列报道，共分上、中、下三篇，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马永伟

1934年10月10日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开启了艰苦卓绝的“伟大的长征”。

据统计，出发时，作战部队战士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

队伍里，就包括5名时年20岁左右的聊城人——18岁的秦林桐、19岁的冯志湘、21岁的孙大坤、23岁的刘振亚和24岁的李肃。

秦林桐是今茌平区杨官屯乡潘东村人，出生于1916年，年幼时父母双亡，1924年到天津投奔其舅父，1934年在江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被安排在一军团警卫连当卫生员，后跟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

热播剧《伟大的长征》中，经历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黎平。夜幕降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警卫员走在县城街头，看到中革军委二局科员魏月樵正在教当地的孩子们识字。此举得到毛主席盛赞，他说：“烽火连天路，春风化雨心。”在长征途中边行军作战、边读书识字，这也是秦林桐和很多红军战士的常态。他们在战火中不仅提升了文化素养，更磨砺了意志品格。

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一诗中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一组数据显示，长征路上，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渡过了贡水（雩都河）、桃江（信丰河）、章水（池江）、湘江、青水江、余庆河、翁安河、乌江（两次）、赤水河（四次）、普渡河、金沙江等22条江河。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冯志湘和他的战友们便承担着这项任务。

​​冯志湘，是今东昌府区古楼街道人，宁都起义后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进入红军学校特科团工兵营学习，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长征开始时，冯志湘调到红九军团二十二师工兵连当连长，部队整编后调任红一军团二师工兵连连长。长征途中，冯志湘率领工兵部队负责抢渡湘江、强渡乌江、通过彝族区和草地的保障工作。1935年9月中旬，他率领工兵连，配合前卫团夺取天险腊子口，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

​长征路上，与艰难跋涉相伴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漫漫征途中，红军战士时常陷入缺衣少食、伤病缠身、遭敌人围追堵截的绝境。负责所在部队医疗工作的孙大坤，穿梭于行军队伍之间，争分夺秒守护战友生命，用坚守和勇毅诠释着一名红军医务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

出生于莘县朝城镇牛庙村的孙大坤，14岁时随舅父投身冯玉祥的西北军，并随军参加北伐。宁都起义后，他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红三军团任司药、军医。长征开始后，孙大坤调到红一军团一师卫生部，负责军团的收容和医疗工作。1935年5月红军强渡大渡河后，孙大坤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卫生队队长，并于同年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刘振亚比孙大坤早7年入党。

从今临清市刘垓子镇吕堂村走出的刘振亚，于1928年秋考入西北军军官学校，同年入党，毕业后在冯玉祥部第三十八师任见习参谋。1930年底西北军整编后，刘振亚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上尉参谋，是该军中唯一与党组织保持联系的共产党员。

1931年春，随部开赴江西宁都后，刘振亚与党中央派来的袁血卒、王超，以及另一位聊城老乡李肃等同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兵运工作，秘密发展了十余名军官，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并担任书记。1931年12月14日，刘振亚成功推动第二十六路军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上层军官发动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有力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促进了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

起义成功后，刘振亚任红五军团十五军四十四师一三〇团团长，不久荣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红星奖章”。第五次反“围剿”时，刘振亚接任广昌警备区司令，参加了广昌保卫战。1934年10月，随红五军团参加长征，任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作战科长。

李肃，是今临清市大辛庄街道人，1928年考入西北军军官学校，并于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宁都起义后，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约1.7万人被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下辖三个军。李肃任红五军团第十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红五军团随营学校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