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方

1976年那次“高考”，虽然不是正规的高考，但竞争激烈程度相比现在的高考，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年是把名额直接分配到公社，分给我们公社的名额有山东农学院林果系一名、曲师艺术系一名、山东省水利学校农田工程系一名，另外还有三名地区师范生，共6个名额。但有资格并报名参加的有186人，录取率3.2%，竞争相当激烈。

公社教育组先用文化考试的方式筛选了40人，又通过政审和调查本人在农村的劳动工作情况，缩减到20人，再把这20人集中到公社教育组，让每人总结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和集体活动的情况，讲述自己的理想。公社政工书记、教育组成员、公社高中校长和教师代表进行无记名打分投票，得分最高的10名学生，由教育组长执笔填写推荐意见后上报县教育局。县教育局最终确定被推荐人选并报送拟推荐学校，核发入学通知书。

我在20人里面，参加完考评后并没抱多大希望。我白天继续参加劳动，夜晚在煤油灯下继续写作。

国庆节时，大队书记把从公社教育组拿来的录取通知书给了我，说我被山东省水利学校录取了，并嘱咐我要好好学习，毕业后回到公社当水利技术员。

就这样，我离开了农村，到泰山脚下的山东省水利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县水利局当技术员，户口和粮食关系都落在了水利局所在地。

我第二次参加高考是在1978年。为了摘掉工农兵学员的帽子，也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白卷英雄”，我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报名参加高考。

当时我已经在县水利局上班，离我所在的三中考场不远。我每天早晨在单位伙房吃饭，骑着红旗牌自行车到三中考试，中午到百货大楼南搬运二队伙房吃饭，然后回水利局睡午觉，下午再去考试。

参加完这次高考，我继续在单位上班，先后参加了周公河、赵王河、四新河、环城湖清淤工程的外业测量和内业设计。

9月份的一天，高考出榜了，在三中东邻县教育局的红砖外墙上贴了几张红纸，上边有我的名字。

10月初的一个傍晚，秋雨绵绵，我接到了二叔打来的电话，让我回去一趟。我和组长说了声，就冒雨骑着自行车回到了30公里外的家。

到家后，我得知是高考录取通知书到了。通知书是一个旧信封，上面写着“聊城师范专科学校”，录取学校不理想，我犹豫了。我征求二叔的意见，他说：“要服从安排，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组长也说：“几十个人才考上一个，机会难得，考上了就去上。”

我于10月11日到学校报到，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没想到的是，我从中文系被调到了外语系。我没有英语基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毕业，在学校教书期间也是各种不适应。无奈之下，我回归水利，放弃了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