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 袁方华

春日午后，我收到刊有我短篇小说《安全锁扣》的《胶东文学》。

1998年，18岁的我去城里打工。在那里遇到了和我同龄的小武，我们一起在一个“三无”钢结构安装公司打工。每天我们都如初生牛犊一样，无知无畏。“嗷嗷”叫着抓着立柱的腹板爬上厂房房顶，焊接房檩，或者铺设彩钢瓦。那时，没有安全带，没有安全绳，也没有安全帽，就这样每天在十几米高空，如履平地。

我和小武都是有梦想的人，小武一直在自学英语，我喜欢把所有能写字的地方都写满我长长短短的诗歌。我们都喜欢泰戈尔和聂鲁达的诗歌。无数次，我们爬到还未封顶的楼层天台，大声朗诵诗歌，大口灌啤酒；半醉的我们跑到迪吧追女孩……

直到，小武从那个初冬的早晨跌落。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安装队。可小武和那些诗歌成了我不敢面对、用一生也无法愈合的伤疤。

2020年春节，因疫情我在家待了半个多月。从以前的疲惫不堪，到仨饱儿一个倒儿，我是真闲着了。除了读书，总得做点什么吧。多年以后，那里还是鲜血淋漓，无法结疤。我决定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写成一篇短篇小说。

我趴在窗前不停地在一个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一星期后，短篇小说《安全锁扣》初稿完成。

复工了，我又开始了在摇摇晃晃的现实和摇摇晃晃的梦想之间奔波穿梭。

早就习惯了在摇摇晃晃的班车上用手机写字，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写1000字左右。半个小时，来不及寻找灵感，需要立刻进入状态。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训练。平时利用一切机会做好构思，在落笔时，我已与我小说里的人物在我的脑海里进行了无数次对话。

因为太投入，闹了不少笑话，坐过站时有发生。甚至还有一次，我写得太忘我，忘记了一切，我不光坐过了站点，还又跟着班车回到了发车地。

四十有五的我，感觉精力大不如从前。我的生活就像苦行僧一样：上班、下班、熬夜苦读，利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在摇摇晃晃的班车上进行写作。有很多人不理解我，包括我爱人：上好你的班，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就行了，点灯熬油的费那劲干吗？

我一笑置之，从不肯去解释。

人活着，除了吃喝拉撒，除了生存之外，总得为点什么吧？

春风浩荡，我依然坐在班车上，摇摇晃晃的班车驶离摇摇晃晃的现实之晨，驶向我用文字构建的那个繁华世界，一路前行，从偶然抵达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