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洪朝

“光棍哪住？我在十固，吃的啥饭？喝的糊涂。还吃点不？俺不俺不”。清晨，在布谷鸟的叫声中醒来。这神奇的候鸟告诉我，割麦插禾的季节到了。

趁着傍晚下班，买上些吃的，驱车到农村老家瞧瞧去，看看老家的麦子收了没有。

一路上，已收的麦子已晒在了公路上，散发着诱人的麦香味儿。未收的麦子在风中摇曳着，夕阳下一片黄澄澄的丰收景象。机械化的操作，再也感觉不到“麦熟一晌，虎口夺粮”那热火朝天的氛围了。

还记得儿时过麦的情形。生产队时，青壮劳力在前面割麦，家庭妇女和孩子们在后面敛麦子。那一个工两毛钱的年代，孩童的我在麦假期间也分得一份撒草腰子的活儿。虽然一晌挣1到2个工分，但欢快得像小鸟，乐得屁颠屁颠的。

包产到户后，自己也每年拿起镰刀成了家庭主力。早早起床，带上草帽、毛巾、水壶，磨刀石、过年腌的灌肠、清明时节腌的咸蛋，帮着大人们轧场、起场、扬场、看场、跺麦垛。在那与天斗，与地斗，与大自然抗争的年代，人赶老牛的吆喝声，老牛拉石磙的吱扭声，堆成小山的麦轮，夜晚旷野的虫鸣，眨眼的星星，都成了沉甸甸历史的记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又结婚生子，迫于生计，卖过滕州的羊河牌镰刀，而且在现场还像耍杂耍般用镰刀削铁棍做些演示，砍得火星子飞迸，口中还念叨“省钱不省力，省力不省钱”的词儿。还自编了“大草帽、小草帽，过麦人人离不了”，“大毛巾，小毛巾，人人买得都放心”的顺口溜儿。虽然每年小赚个三五百，但在那个月工资只有百元年代已是很可观了。

后来有了小收割机、小打麦机，虽每人都弄得灰头满脑，个个似包公再世，却省去了好多劳力。再不像以前，过麦就像打仗，全家齐上阵，累得腰酸腿痛，半月才过完麦。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社会的进步使卖镰刀的生意也搁浅了。再后来，有了大型收割机，机子一过，颗粒归仓。

近些年，每年都还是回家过麦，虽帮不上什么忙，但对年老的父母至少也是个心理安慰。也许是在城里待久了，身体有些娇气。每次回来浑身都会痒痒难忍，一抓就起些小疙瘩。咨询医生说是麦芒毒，季节性过敏反应。

到家已近晚上8点，母亲在院子里种的黄瓜已爬满了架杆儿， 几只麦黄知了在老树上吟唱着夏季的风采，展示着自己的歌喉。父母说，麦子熟了，还没有割。有大型机械在，不让我们担心了。

麦子黄了，无非是个理由。孩子想着父母，父母念着孩子。回家看看，一次暂短的晚餐，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足矣！

麦子黄了是丰收的迹象，人老了，也要收割精神的麦田。只是布谷鸟不一定准时提醒，麦黄知了也不一定按时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