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宝泉

又是一年清明至，追思前辈正当时。哈东亮，名哈庚明、哈庚卯，学名东亮，字壁岑，原聊城县哈庄村人，生于1875年，卒于1959年农历正月初四。为清末至民国时期聊城县教育名人、先辈。先生之于我，既是教育先辈、榜样，又是哈庄村哈姓长辈，他与我曾祖父一个辈分。因先生过世多年，其生平详尽资料已无从查找。现追思采撷几个片段，以表对先生的崇敬思念之情。

一

我出生于先生去世一年后的1960年，从童年记事起，便知道先生是哈庄村周边乃至聊城县城以南一带著名的“活字典”。说先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知识渊博、无所不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一点都不过分。这从他给3个儿子起的名字“儒林”“书林”“墨林”便可见一斑。

再如他的字“壁岑”，壁者，陡峭的山崖、二十八星宿之一（又称“东壁”）；岑者，小而高的山，泛指山；壁岑者，壁立千仞、超越平庸也。

又如他为自己起的学名“东亮”，面对清末积贫积弱、列强环伺的祖国，先生多么希望祖国在世界东方早点明亮起来、鲜亮起来、屹立起来。“活字典”名副其实。

二

1919年秋，官府剿灭了盘踞在孙堂村（哈庄邻村）的一伙土匪，将其土地、房屋、财物没收。时在聊城县城教育部门任职的东亮先生听说后，立即和孙堂村村民孙潘林向官方申请，将没收土匪的财物用于建学校。先生又利用他在县城的人脉、影响，多方筹集资金，终于在1920年5月建成了孙堂小学。小学共有教室15间，当年招生145人，一至五年级都有，时称“聊城县第一高小”。先生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应是兼任或荣誉校长，后面将说到）。

三

据哈庄哈姓族谱记载：“单级总所毕业，曾充（任）丙等小学校长，又充（任）劝学员，又以劝学员兼代理劝学所所长。”这段记述，道出了先生身份的三个重要信息。

其一，学历。“单级总所毕业”，即济南“山东省立单级教员养成总所”毕业，时间应为1910年前后。查阅资料得知，“河北涿鹿人王曜西（1872—1955），1910年在山东提学使司任普通科副科长，专办各县小学诸事，并创办‘山东省立单级教员养成总所’”，为清末培养单级学校或班级教师的机构。学员分甲种、乙种两类，甲种招收已获各项教员凭照或现任小学教员免受检定者，学习一学期；乙种招收初级师范简易科及师范传习所毕业生、现任初等小学教员或改良私塾老师，学习两学期。以先生当时年龄（35岁左右），他入总所学习时的身份应是小学教员或改良私塾老师。

其二，毕业后继续从事小学教育，并担任“丙等小学校长”（具体是聊城县的哪所学校、担任校长几年无考）。

其三，担任聊城县“劝学所劝学员、代理劝学所所长”。资料显示：劝学所，清末民初县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主要任务就是劝办小学。劝学所设总董（所长）一人，综核各学区之事务；每学区设劝学员一人。劝办所成立后，创办了大批近代新式小学堂，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劝办所1912年被废除，1915年复设，唯章程有修改，1922年改为教育局。

从先生1910年毕业从事小学教育，担任丙等小学校长的经历推论，应是1915年劝学所复设后调入聊城县劝学所工作，先是任学区劝学员，后因工作业绩突出，兼任代理劝学所所长（县教育局局长）。

四

今年春节后，一名碑刻爱好者的偶然发现，填补了先生教育经历的重大空白。那位碑刻爱好者在距哈庄村2公里的石瓮屯村，发现了先生撰文的一块石碑，该碑身高150厘米、宽85厘米、厚25厘米，卧于石瓮屯村内一条道路的旁侧，与其他石块一起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晒太阳、乘凉聊天的坐具。

该碑为“永垂不朽”碑，碑文因破损严重已无法辨认，应是该村某位仁人志士所立；但左侧落款处却清晰明了：时间，“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旧历四月二十四日”；撰文，“聊城县师范讲习所所长、聊城县教习会会长、聊城县自治协进会会长哈东亮”。

从三个职务看，此时的先生在县里已是德高望重之人，故被乡贤请来为“永垂不朽”碑撰文。也表明，先生被官府任命为县师范讲习所所长已有经年。查阅资料得知，莘县、茌平、高唐的师范讲习所成立于1920年，冠县、东阿、临清县师范讲习所成立于1921年，东昌府（应即聊城县）师范讲习所成立于1921年。据此，先生于1915年后任劝学员、兼代理劝学所所长，应是在代理所长任上，于1921年前后被官府任命为聊城县师范讲习所所长，开始致力师范教育，为聊城县小学培养教员。随后又兼任“县教习（教员）会会长”，再后又因其地位和影响，兼任教育之外的职务——“县自治协进会会长”。至1924年旧历四月二十四撰写碑文时，已身兼上述三职。

先生何时卸任师范讲习所所长，是否一直担任所长至抗日战争爆发讲习所停办，已无从考证。资料表明，聊城县师范讲习所1935年还在招生——“1935年夏，张振维以优异成绩（小学）毕业，本想去中学深造，但考虑到家庭贫困，父母负担过重，自己应尽快自食其力，于是考入‘聊城县师范讲习所’”（《黄土埋忠骨，时代祭英魂——缅怀张振维烈士》）。假设先生担任所长至1937年，他的所长任职达16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他培养了多少师范生，这些师范生又为国家作了多大贡献，数字真的已无法统计，只能说先生厥功至伟！

五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拿起“文化武器”，在敌后根据地兴起抗战教育，建起一座又一座校园。从1939年到1945年，鲁西地区创办过45所抗日高级小学，简称“抗高”。先生亲手创办并担任（兼任或荣誉）第一任校长的孙堂小学便是其中之一。

1938年11月15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及其部下700余人壮烈殉国，聊城沦陷。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坚持游击战争，并于1940年4月成立了聊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为纪念范筑先，同年10月，聊城县更名为“筑先县”。1941年，筑先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张侠和教育科长唐立全在孙堂村原孙堂小学基础上创办了抗日高小，时称“筑先县抗日游击第一高小”。

“筑先县抗日游击第一高小”成立后，因抗战爆发讲习所停办，赋闲在家（哈庄）的先生，不畏艰难，怀着炽热的抗日情怀，主动请缨到该校任语文教员。据当时的学生孙永茂（1929—2022）回忆：“东亮先生的语文课学习内容有‘我是中国人’‘青抗先’‘八路军’‘妇救会’‘民族英雄范筑先’等，还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学生多为农民子弟，少数为抗日家属子弟，只要学习好、有觉悟、有一定工作能力，学生在校学习几个月后即可参军。谭浩庵、韩学水等聊城籍革命烈士，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1944年冬，日寇扫荡频繁，奉上级指示，全校师生背起背包打游击。“当时，我们都是坐在砖块上，把双腿当作‘课桌’，报纸就是教材。”孙永茂说，“在打游击途中，学校依然抓紧教学，学生在树林里上课，在破庙或群众旧屋里住宿。年逾花甲（实为69周岁）的老师哈东亮因行动不便，夜间行军时手持树枝由学生搀扶步行。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和爱国热情依然高涨。”

“筑先县抗日游击第一高小”自1941年诞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培养了300多名干部，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东亮先生作为老师中的一员，也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值得后人学习、敬仰。

六

先生的一生，不仅知识渊博，且多才多艺、爱好广泛。2018年，一位教育界同仁将其家族收藏近百年的哈东亮先生画的四扇屏裱好赠与了我，因为这是哈姓先辈的手迹。我对这位同仁不胜感激！原来这位同仁的长辈当年与东亮先生交好，四扇屏为东亮先生赠之。

先生所画四扇屏分别为：《清泉石上流》《渔舟白鸥》《独钓琅玕》《骑驴观泉》。在《骑驴观泉》上有“时维癸亥嘉平之月写意于聚星斋南轩下，壁岑”的题跋。其他三幅皆只有“壁岑”二字，无印章。

此四扇屏皆画水，两幅有“泉”字，想必先生亦爱水也。仔细观之，此四扇屏乃国画小写意，其色彩清丽淡雅，线条寓动于静，构思巧妙，用笔柔美，遥山近水，天高云淡，童叟偕趣，画面简约而富内涵。题跋行楷书自然大方，刚柔相济。欣赏其四扇屏，给人以无尽遐想和审美之愉悦。定当用心藏之。

四扇屏画于1923年腊月，正是先生身兼三职、公务繁忙之时。在百忙之中，先生仍能有此闲情逸致，足见其气定神闲、闹中取静之功力。

七

今年是先生辞世65周年，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他一生供职、致力、热爱的教育事业今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7年，聊城市各县（市、区）的义务教育均衡县创建，全部达到国家规定的评估认定标准。现正在向更高的目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标准前进。

2017年，他亲手创建的孙堂小学也乘义务教育均衡县创建的东风，借改变农村学校薄弱办学条件之政策，获投资1000多万元建成了拥有占地15亩、建筑面积近4000平方米的2座教学楼，12个教学班，拥有了规范化、标准化、花园式的新校园。招生范围为孙堂村、哈庄村及周边共12个自然村的孩子。

2014年，他在抗战期间当语文教员的孙堂小学革命遗址，被聊城市人民政府评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式立碑纪念保护，现已成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还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在他辞世10周年后的1969年，哈姓后辈中有一个小学童走进先生创办的孙堂小学读书。再10年后的1979年，这个小学童考入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中文系读书，该校后来改名叫聊城师范学院，后又改名叫聊城大学。在先生任劝学员、兼代理劝学所所长（县教育局长）100年后的2013—2019年，这个小学童担任了聊城市教育局局长，将先生热爱的教育事业光大传承。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行践履之。正是：先生回眸应笑慰，教育定有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