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长江

暑假正值三伏，酷暑难耐，伴随着知了在树上不停的歌唱，空气似一团火烘烤着大地。忽然一声清脆的叫卖：“甜凉冰棍儿……”，仿佛一阵清风掠过，氤氲的暑气渐渐消散。我和哥哥顿时来了精神，央求正在午休的母亲给我们买一根冰棍。母亲翻翻裤兜，拿出皱巴巴的一角钱，没等停留，我“嗖”地一下抢过来，冲出家门，一边跑一边喊：“卖冰棍的，等一等！”接过两根冰棍，我俩迫不及待地解开包装，吮吸着冰凉甜蜜的味道，一阵风吹过，夏天竟也如此的美好。

那时的冰棍才五分钱一根，裹着一张纯白色的纸，包装简单，散发着浓浓的奶油味。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对于乡下的孩子来说，吃一根冰棍都是奢侈的享受。并且卖冰棍的一天就来一次，时间不定，或早或晚。

卖冰棍的人多是骑一架白山牌加重自行车，后面驮一个牛皮纸糊的箱子，上面盖几层厚厚的棉垫，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母亲告诉我们，冰棍一般上午刚刚从冰棍厂批发出来，冻得结实，棱角分明，等到了过晌，冰棍慢慢变软融化，此时，卖冰棍的便开始降价，一角钱三根。我们家人多，母亲有时就会买过晌的冰棍，让我们解解馋。

那甜凉的冰棍真好吃啊！咬一口凉到心底，舔一舔咂咂舌，一股牛奶的芳香绕过唇边，回味无穷。但即便是那样廉价，我们也往往吃不起。母亲看我们兄弟，听见“甜凉冰棍”的叫卖声，彼此那渴望的眼神，那舔嘴嘬舌的可怜相，就对我说：“去，问问卖冰棍的，拿鸡蛋换不换？”我乐颠颠地跑出去，“阿姨，拿鸡蛋换冰棍，行吗？”卖冰棍的阿姨笑着对我说：“行，怎不行呢！”一个鸡蛋换三根冰棍，两个鸡蛋换六根，我们全家正好一人一根。后来，我偶尔趁母亲不在家，偷偷地在鸡窝里拿出一枚母鸡刚下的、还热乎的鸡蛋，换冰棍来解暑。

没过几天还是被母亲发现了这个秘密。母亲心细，一只鸡下多少蛋她心里有数，在连续少了两三个之后，我终于架不住她的审问，如实招来，狠狠地挨了顿责骂。

那时哥哥上小学五年级，我上三年级。为了能在炎热的暑假每天都能吃到一根冰棍，懂事的哥哥看见村里有不少孩子给生产队瞄化肥，就主动找到队长，申请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队长看哥哥身单体薄，有点犹豫，他赶紧说：“瞄化肥的活计儿，我和弟弟在家都干过，收下我们吧，我俩顶一个人，一定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队长见我们哥俩如此诚恳，就微笑着点点头。那时草木葱茏，田野里的庄稼长势旺盛，田间管理尤为重要，所以在拔节抽穗之前都要追足化肥，这样庄稼才能有后劲，秋天就能多打粮食。就这样，我和哥哥起早贪晚帮生产队干了七八天，收工时领到一张十元大票，我们把钱交给母亲，母亲把手中的零钱给我们带在身上，等卖冰棍的来了，买根冰棍祛祛暑凉快凉快。

那个暑假，我和哥哥挣到了人生中第一笔“财富”，大约有七八十元，吃冰棍绰绰有余，剩下的母亲说留给我们开学买学习用品，甚至还能添置一件新衣服。

时光一晃便过去了好多年，童年暑假里清脆的“甜凉冰棍儿”的叫卖声早已销声匿迹，沿街叫卖冰棍的方式也已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村头、路口的商店门前支着遮阳伞的大冰柜，里面各种各样的雪糕、冰激凌有几十种，但是我再也吃不出那时的滋味。曾经朴实亲切的叫卖声已悄悄藏在心底，不时的带给我一抹淡淡的清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