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青锋

记得小时候，每隔一段时间，身为大队文书的父亲就会抱一摞沉甸甸的旧报纸回来。

那年月，除了偶尔放映的露天电影，乡下几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为打发大把的闲暇时光，孩子们只能到处搜罗阅读资料。从姑姑家拿来的几本小人书，还有父亲的《果树修剪技术》和《棉花虫害防治新技术》，都已被我翻得破烂不堪。闲着没事，我就随意翻阅父亲带回来的旧报纸，时间长了，渐渐喜欢上了上面精短的散文、小说和诗歌。读得多了，我的语文成绩不知不觉中有了显著提高，尤其是作文，好几次都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讲台上朗读。

那时，二爷还健在，他退休前在乡中学当过老师，父亲就让我跟着二爷学习写字。找不到多余的纸张，父亲就让我摊开旧报纸练习，正面写完了，再翻过来写反面，可惜的是，旧报纸上有太多密密麻麻的铅字，不太好描摹字帖上的字。母亲从不浪费这些写满大字的旧报纸，她细心地将它们收集起来，偶尔拿几张出来给我们剪鞋样或者包植物种子。每次下地回来，父亲都会抽出几张旧报纸撕成长条，坐在门槛上，卷着旱烟叶子吞云吐雾。

每年一到开学，旧报纸在村里就成了“香饽饽”。很多家里有学生的家长都会到村委会来找父亲，学校发新书了，家长要拿报纸给孩子包书皮。家里若有旧日历或牛皮纸最好，旧报纸包的书皮柔软却不耐磨，没多长时间书角就磨破了。所以每次家长就给孩子多拿些报纸回家，等书皮磨破了，把变皱的课本放在炕席下面压平展了，重新再包一次。待到学期过半，彩色封面难免被孩子揉得皱巴巴的，那就没法再包书皮了。

其实，旧报纸的用途远不止于此。糊窗户、裱炕围，它们成了农村家庭不可或缺的“装修材料”。那时家里几乎都是木格子窗，把窗框卸下来，用刀片将中间的隔挡刮干净，重新涂抹上糨糊，再一张张把报纸糊上去。报纸做的窗纸既挡风又透气，缺点是透光性差，且不是很结实，裹着沙粒的大风常常把窗纸吹开“花”。还有那钻进屋里偷食的鸡，主人一踏进屋里，它就慌不择路四处乱飞，多半遭殃的又是半透亮的窗纸了。

裱炕围差不多每年一次，通常在农历新年前。先把往年的旧报纸和年画揭下来，我和姐姐将炕周围的墙面清扫干净，随后在炕桌上铺开刚拿回的报纸，在背面抹上糨糊，按照去年的印迹一张一张糊裱在墙上。每年裱炕围我都会跟姐姐起争执，姐姐想把有照片的、图画多的那面露出来，我更偏爱阅读报纸上的文字，要求把有散文、小说的版面贴在外面。家里我最小，往往闹到最后都是我赢。反正姐姐也不吃亏，因为最上面还要贴她在年集上选购的刘晓庆、张瑜等明星的年画。等到糨糊彻底干透了，飘满油墨味的屋子里就亮堂多了。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老家的土坯房拆了后，父亲在原址上盖起了砖瓦房，墙面无需再贴报纸了，年历、明星画和我们姐弟这些年的奖状就直接贴在整洁的墙面上。

如今，随着电视和智能手机的普及，阅读报纸的人变少了。然而，在我的心中，那些旧报纸承载的不只是文字与知识，更是那段纯真岁月里最宝贵的记忆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