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仪国

我的第一个十年是在农村度过的，不长但绵厚和温暖。那时我们家的院子不大，方方正正，左前是个柴门，右前是两棵枣树，北边是堂屋，西侧有个小鸡棚，这个小院子承载了我童年太多的欢声笑语。那时，夜晚的月亮总是清清敞敞的，四下里除了虫鸣声，便是一片静谧。无论是秋冬的夜晚，还是春夏晨曦初现之时，土坯屋里那昏黄的光线，以及母亲常常点亮的小煤油灯，都深深占据了我的记忆，并且随着时光的流转，愈发清晰……

那时，父亲是不常陪着我们的，总是在外奔忙。每个周六黄昏，当落日下山，晚霞层层叠叠布满天际的时候，我和妹妹便来到村东头的路口，望向城里的方向。在落霞隐去最后一束亮色的时刻，我们总能等来爸爸骑着一辆二八大杠，悠悠地由远及近驶到我们的身前，他是从来不让我们上车的，于是一辆车、一个中山装公家人、后边一左一右两个燕子般奔跑的孩童，就这样定格在了太阳下山的时刻。柴门总是开着的，进院之前，我们在车前穿梭着、冲刺着跑进院子。随后，母亲端上攒了一周的可口饭菜，点亮了那盏用了不知多少年的小煤油灯。接下来，田间那一垄垄的麦苗、一触即崩的豆荚，还有麦收时弯腰割麦、秋收时拔秆装车的辛劳，都成了我们一家四口聊不完、说不尽的话题。

老屋的窗子很是独特，面积不到一平方米，四周用棉纸糊着，中下部是榆木搭成的小木格子，镶嵌着两块巴掌大小、模糊不清的玻璃，这里是我们在屋内眺望外面风景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下雪的冬日真是静谧。一觉醒来，我窝在被窝里，睁眼便看见母亲在那盏煤油灯下纳鞋底。她的动作细致入微，一针一线，密密麻麻，偶尔还会用右手的两个手指捏着针，在头皮上轻轻划擦一下。屋内弥漫着昏黄的光晕，唯有那盏小小的煤油灯，自顾自地忽明忽暗。望着屋外纷扬的雪，我心里盈满欢欣。既因脚底的陶制暖脚瓶过了一夜仍有余温；更因这个清晨不必冒雪赶往村东头的教室早读，整个上午都可以蜷在屋里，静静看雪絮扑窗，听雪落簌簌。有时也有前院的婶婶高一脚低一脚地来到院子里，往往人未到声已到了，“他娘，家里又缺面头了，借一块呗。”于是，两个农村妇人在外屋闲聊起来，话题从东家长扯到西家短。她们的声音嘈嘈切切、细细碎碎，给这个下雪的冬日增添了不少乐趣。

离开家乡前往城里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四的上午。母亲领着妹妹，背着行囊，我和父亲则用一根杠子，一前一后抬着两个大箱子，一路匆匆朝着镇上的车站赶去。多年来心心念念成为城里人的期待，就这般真切地到来了。如今回想起来，四十年前的那一幕，真如在梦中一般。那天清晨，天还只是蒙蒙亮，我就前往完小早读。快下课时，母亲神色匆匆地来到学校接我。直至今日，我依然清晰记得她眼中闪烁的光芒。“儿子，你爸爸来接我们进城啦，赶紧收拾书包，别忘了搬上你的凳子。”寥寥数语，话语里满是急切，又难掩心中的欢快。她的这份喜悦很快就感染了我。于是，我们登上客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来到了城里。

我还记得，走在那条日后要相伴二十多年的大杂院墙外的小路上，右边是院墙，左边是个大水坑。坑边路旁，几棵老柳树稀稀疏疏、歪歪斜斜地立着，给早春略显陌生的景色添了几分熟悉的暖意。我忍不住问道：“爸爸，这个水坑就是你常说的东昌湖吗？”爸爸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那笑容里似乎藏着许多深意。

父亲走了一年多了，母亲苍老了不少，话也少了，独处时更显木讷呆滞，有我们在身边时，又总围着某件事絮絮叨叨、兜兜转转。我对妹妹说，这个老爷子不简单，走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忧伤还是这样厚重又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