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海波

大约20年前，名片是重要的社交工具，与人第一次见面要互递名片，就像现在互留微信一样。

名片上印着名字、职务、联系方式、工作单位、邮箱、家庭住址等——那时好像也不怎么怕泄密。联系方式有座机、传呼机，后来加上了手机，传呼机有数字的、汉显的。有个老兄买了个摩托罗拉双排汉显精英王，那可是传呼机中的上品，在朋友面前着实风光了一阵子。有的名片头衔印了一大堆，这面印不开就两面印，真真假假无法分辨，故有人调侃，“名片者，明骗也”。

在名片大兴之前，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本厚厚的通讯录，不仅是为了联系方便，也有炫耀之意。有个朋友随身就带着一个小本本，在酒桌上见面的人，不管熟或者不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都要留下全套的联系方式，一是有事的时候好找，二是炫耀一下自己认识很多人。他吃顿饭真够累的。不过这正如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样，这位老兄之意也不在酒，而是在人情世故，故累在其中，也乐在其中。

名片兴起后，通讯录就变成了名片夹，名片夹里是从各种场合收集来的名片，花花绿绿，很是好看。现在如果谁还保存着，办个名片展，估计会吸引不少人。名片夹通常放在公文包里。在酒桌上，悠闲地把公文包的拉链拉开，拿出名片夹，把别人递过来的名片一一放到里头，再把名片夹放回去，一番操作过后，开始把酒言欢。讲究人通常将自己的名片放在精致的名片盒里，当着众人的面很优雅地打开，分发完后再“啪”地一声合上，动作很潇洒。有些不讲究的就把名片放到口袋里，随手掏出来倒也省事。

如果不是在酒桌上，而是在办公场所，那也无妨，名片往往放在办公桌上的醒目位置，有人来拜访就发一张。与通讯录相比，名片的优点显而易见。一是省了当场记联系方式的时间，显得比较从容。二是处置的自由度比较大，如果想保留，过后可以抄通讯录上或把名片存好；如果不想保留，离开后随手一丢，双方互不失面子。

名片作为一种官场文化，古已有之。清嘉庆、道光年间，安徽桐城人姚元之所著《竹叶亭杂记》就记载了明相严嵩的事。严嵩当权时，谁要是能够拿到一张他的名片，到某家大当铺去“拜会”一次，便可以从那家当铺里得到三千两银子的酬劳。因为有了这张名片，便没有人敢去当铺找麻烦了，相爷的名片俨然成了护身符。与现在打印的名片不同， 当时的名片都是手写的，故能得到大人物的名片也不易。

在官场上，递名片也是有讲究的，给什么人递，什么时候递，递的时候说什么话，用什么肢体语言，总之门道很多，咱也不太懂。有这么一件事，虽是道听途说，但似乎确有其事，说某学者型领导的名片是正反两面的，在学者面前，他把印着职务的一面朝上递过去，在同僚面前，他把印着学历的一面朝上递过去，给人的印象是，在官员面前我是学者，在学者面前我是官员，总之是卓尔不群，给人一种压迫感。

后来，名片被微信取代，退出了社交舞台，尤其在酒桌上，见面互加微信，几乎成了固定程序。现在酒桌上常说，“饭前不掼蛋，等于白吃饭”。微信刚取代名片那阵的说法是，“关系不近，不加微信”，其实加了也未必近。

与名片相比，微信给人带来了方便，手机一扫就加上了。但也带来了不便，名片是不会从名片夹里蹦出来联系你的，微信就不同了，即使不关注，也会把他的信息推给你，让人防不胜防、烦不胜烦，每当这时，我倒怀念起名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