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书局原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原主任 徐俊

古代典籍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最主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根基和精神血脉。中华民族是特别重视自己历史的民族，中国一直有“诗书传家远”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凝聚。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建设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很多重大古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举全国学术界、出版界之力完成的。2025—2035年山东省古籍工作规划中提出，要整理研究项目252项、编撰出版项目117项，这正是响应古籍整理出版的时代需求、大力推动山东古籍整理出版的重大举措，必将对古籍传承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要充分认识到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时代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加繁荣兴盛。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约1800种。不但数量超越过往，更在整理出版传世典籍之外，大力拓展整理出版范围，重点加强出土文献、域外汉籍、地方文献等特色文献的整理出版力度。特别是《永乐大典》、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正为打造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标志性成果而全力前进。

对当下和今后一段时期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我有三点认识。一是古籍整理出版要紧紧抓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血脉，源远流长而又与时俱进。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古籍文献，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发展，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让中华民族的基因与当代中国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现实文化相融通，这样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葆有永恒的魅力，展现时代风采。第二，古籍整理出版要始终将追求还原古代典籍的准确面貌和精准阐释作为工作目标。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有完整系统的研究，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对各种文化形态和区域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梳理，这是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了解和理解、认识和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意义所在。第三，古籍整理出版要始终将满足和引领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作为工作要求。古代典籍是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研究对象，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与中国的传统人文学科共生共进，阅读古代典籍也是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必然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以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为载体，保存在书本中，更以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形式保存在民众生活当中，需要我们去引领、去激发。

新时代要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关注青年一代的阅读需求和阅读习惯，创新阅读方式，让传统文化经典从古董架上走下来，融入我们的时代、融入学术、融入文化、融入生活。（记者 马永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