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垣升

芒种落在六月的眉梢时，我蹲在院子里数飘落在地上的花瓣，奶奶的蒲扇在背后摇出细碎的风，“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她的话像晒干的棉絮，轻飘飘地粘在我沾满草汁的手背上。

清晨五点的田埂上，露水还凝在麦穗的芒尖。父亲弯腰的弧度像张满弓，镰刀划过麦秆的声响此起彼伏，惊起几只藏在麦浪里的麻雀。我捧着搪瓷缸跟在后面，看他汗衫上的盐渍渐渐织成地图，突然想起课本里的“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原来诗里的热气，是这样烫得人皮肤发疼。田头的广播在播高考期间的天气预报，母亲直起腰抹把汗：“今儿收完这亩地的麦子，正好赶上明早送娃去考场。”

考前最后一晚，我在台灯下翻着错题本，厨房传来磨镰刀的声音。咔嗒咔嗒的节奏里，夹杂着母亲压低的嗓音：“轻点儿，别吵着三娃。”可那声音偏偏像针，细细密密地扎进我心里。凌晨三点推窗望去，月光把打麦场镀成银白，父亲正扬着木锨筛麦粒，身影在扬起的粉尘里时隐时现，像极了我卷子上那些没解完的函数图像。

进考场那天，母亲非要给我别上一枚麦穗形状的发卡：“芒种收麦，也收希望。”她的指尖在我鬓角颤抖，发间还沾着昨天打场时的麦糠。校门口挤满了穿旗袍的家长，我却盯着远处金黄的麦浪——它们在风里摇晃的样子，好像父亲割麦时此起彼伏的臂膀。

最后一门英语考试时，窗外突然下起太阳雨。斜斜的雨丝里，我看见两个熟悉的身影蹲在考场外的墙根下，父亲正把伞倾向母亲，自己半边肩膀淋得透湿。他们面前摆着一个竹篮，里面是新煮的嫩蚕豆，翠绿的豆荚上还沾着清晨的露水。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父母的期盼，从来不是试卷上的红勾，而是像芒种的土地那样，沉默地托举着所有破土而出的可能。

出考场时，奶奶竟拄着拐杖等在路口。她手里攥着一把刚从地里掐的艾草，非要塞给我“驱邪”，艾草的清香混着她身上淡淡的皂角味，突然让我想起小时候趴在她膝头听的故事：“从前有个书生赶考，正赶上芒种割麦，他娘就把麦粒缝进他的笔袋……”

如今我在城市的写字楼里敲着键盘，案头总摆着个玻璃罐，里面是那年收的麦粒。每当加班到深夜，就着台灯看它们在罐底投下的影子，总觉得那是父亲弯腰割麦的轮廓，是母亲磨镰刀时映在墙上的光斑。芒种的答卷从来不在考场，而是藏在每粒被汗水浸透的种子里，藏在每个弯腰耕作的晨昏里——就像那些在六月的骄阳里拔节的麦穗，终会在某个蝉鸣的午后，把沉甸甸的答案交给大地。

又到芒种，小区楼下的便利店摆出了桑葚酒。我给母亲打电话时，她正在地里浇玉米，背景音里有水泵的轰鸣和布谷鸟的叫声。“今年雨水足，”她的声音带着泥土的潮气，“你那罐麦粒没生虫吧？”我望着窗外被霓虹灯染成橘色的天空，突然很想告诉母亲：那些麦粒早就长成了心里的庄稼，在每个需要勇气的时刻，都在沙沙地抽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