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东昌刻书业:运河文化滋养下的文化瑰宝

■ 林虎 谭小敏

中国传统文化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绵延数千年,而雕版印刷技艺恰似河中璀璨的明珠,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发明于唐,发展于明,鼎盛于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沉淀与丰富的文化记忆,于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而在鲁西大地,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聊城传统雕版印刷技艺——东昌刻书业,在明清时期绽放出独特的光彩,成为中国古代刻书业版图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存在。

东昌刻书业兴起的背景

聊城古称东昌府,京杭大运河如一条巨龙穿城而过。明清时期,这里漕运极为发达,南来北往的商船穿梭不息,使得东昌府商贾云集,成为江北沿河九大商埠之一。当时的东昌府城内,会馆林立,帆樯如林,“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的美誉实至名归,烟火相望不下十万户,一派繁华昌盛之景。

经济的繁荣必然带动文化的昌盛。明清时期,东昌府文运大开,书院、私塾遍布城乡。教育的蓬勃发展为人才的涌现提供了沃土,使得东昌府文人辈出,鸿儒相卿不断涌现。清代,聊城诞生了两名状元、五十四名进士、一百五十余名举人,“任、邓、朱、傅、耿”五大家族子弟在朝为官,杨氏“海源阁”藏书更是闻名四海。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聊城刻书印刷业与私人藏书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促使聊城“四大书庄”相继开业,小书坊、小书摊、书贩更是数不胜数。

此外,聊城当地的资源也为刻书业提供了有力支撑。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中对纸商有详细记载,可见当时纸张贸易的繁荣。而阳谷县石佛镇鲁庄村生产纸张的作坊,更为刻书业提供了充足丰富的原材料。同时,外地书商的往来,既带来了其他地区的刻印书本,也将聊城刻印的书籍远销各地,进一步促进了东昌刻书业的发展。

东昌刻书业的规模与特色

数量众多的书庄。东昌府城内书庄数量众多,曾有超过60家书庄。其中,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四大书庄尤为突出,它们在刻书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引领着行业的发展。此外,文英堂、三合堂等书庄颇具规模,共同构成了东昌府书庄林立的繁荣景象。

庞大的出版量。四大书庄各自拥有数百至数千种书版,雄厚的版片资源为大量书籍的刻印提供了保障。三合堂更是刻印过200多种唱本,其出版量在北方地区首屈一指。如此庞大的出版量,使得东昌刻书在当时的图书市场上具有重要影响力,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

悠久的历史传承。东昌刻书业始于明代中后期,在清代康乾时期初步繁荣,嘉庆、道光年间达到鼎盛,延续近二百年。依托运河的便利交通,东昌书庄将大量书籍运送至南北各地,形成了“书城”的盛况,与北京琉璃厂、上海棋盘街齐名,成为当时重要的图书集散中心之一。

精湛的刻印技艺。明洪武初年的官方大移民政策,从晋南迁来了大批居民。金元时期山西为北方的印刷中心,这些来自山西平阳府的移民工匠带来了精湛的雕版印刷技艺。他们的到来,为聊城刻书业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使得东昌刻书在刻印技艺上达到了较高水平,所刻书籍质量上乘,字体工整,版面精美。

鲜明的地方特色。东昌刻书不仅刻印传统典籍,还充分融合地方特色,涉及俚曲、对联等丰富的地方文化内容。例如三合堂刻印的《纱灯记》等唱本,生动展现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和文化特色,成为研究东昌地区文化的重要资料,也让东昌刻书在众多刻书流派中独具魅力。

东昌刻书业的主营方向

紧扣时代教育需求的教科书刻印。清代沿用明朝的科举制度,学塾、私塾以传统四书五经(四书:《大学》《中庸》《孟子》《论语》;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为主要教材。书业德等书庄敏锐地把握这一时代教育脉搏,将经部书籍作为主营方向。每年腊月到次年正月,是求购新书教材的销售旺季,各地学塾新春开馆,对经部书籍需求量巨大,吸引了各处书商争先恐后赶来聊城采购,使得东昌府成为重要的教科书供应地。

迎合多元社会喜好的通俗读物出版。除了主流教科书,东昌刻书业还兼顾各类启蒙“通俗读物”。书坊中既有卜筮、星相、风鉴、兽医、画谱、棋谱类等版本,也有丰富多样的小说类书籍,如《三国》《水浒》《东周列国全志》《西游记》《隋唐演义》《岳传》《小五义》《聊斋志异》等,不下二百种。以书业德刻书坊为例,就刻印书板千余种,并进行分类库存保管,设有“经、史板库”“小说板库”“医、杂板库”“启蒙书板库”等,充分满足了社会各界不同的阅读喜好和文化需求。

成熟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东昌府的书坊集印刷、出版、销售于一体,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出版、印刷、售书一体化产业链。这种商业化运作模式,不仅促进了刻书业自身的发展,还成为连接运河城市文化与商业的重要文化产业,在本地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推动了东昌府商业与文化的交融发展。

明清两代的东昌刻书业,是运河文化滋养下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凭借独特的地理、经济、文化优势兴起,以庞大的规模、精湛的技艺、鲜明的特色和多元的主营方向,在当时的文化和商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对东昌刻书业的保护与传承,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延续,更是推动聊城文化振兴、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我们应重视并加强对东昌刻书业的研究、保护与传承,让这一古老的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

(作者单位:聊城市图书馆,本文系聊城市社科联2025年度“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专项课题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ZXKT202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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