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晓燕

从学校毕业后的第二年，我被分配到一家半死不活的小工厂。上班第一天，车间里的老师傅就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问我怎么会来了这里，口气里满是同情。我的心里一片懵懂，不知该怎么回答。

也是那一年的深秋，厂领导的亲戚在厂里建了个“磨勺车间”，让职工们报名，结果过了好几天，一个报名的都没有。有知情人说磨小勺的活又脏又累，监狱里的劳改人员都避之唯恐不及。

后来厂里就指派人选了，大约二十来个人，都是年轻人，年龄最大的也不超过三十岁，我就在其中。我觉得无所谓，反正之前是和各类铁板啊机械设备啊打交道，也不是什么干净轻松的活。

去磨勺车间的第一天，每人发了一身绿色仿军装工作服和一顶迷彩帽子。车间里搭了一间小屋，充作领料间和检验室。一堵不到两米高的砖墙把车间分成了里外两部分，靠着墙里外各有一排砂轮机。砂轮机一头一个人，一人一个凳子。坐着干活，似乎不累，其实蜷着身子磨一天小勺，腰疼背疼腿也疼，全身像散了架。这是后话。

第一个月为实习期，是学习阶段，给一百五十块钱。过了实习期，实行计件，一把小勺一毛钱。磨小勺一共四道工序，得换四次砂轮，第一道，是汤盘大小的粗砂轮；第二道，是同样大的细砂轮；第三道，如脸盆大的砂轮；第四道，似茶杯小的砂轮。砂轮材质不是平时常见的那种刚玉类，而是布的。粗砂轮和细砂轮用过后都需要重新滚砂，高温烘干后使用。

我们每人发了一个抽屉似的铁盒子，铁盒子里躺着一百把灰白色的小勺，还有一块像肥皂的东西——绿皂。十把小勺一组，齐刷刷地在粗砂轮上磨勺棱，然后再在细砂轮上磨一遍，除了随着“噌噌”的响声冒出星星点点的火花，或者稍不留心手套就被磨破，前两道工序倒也算无惊无险。

第三个大砂轮可就没这么平静了，用砂轮称呼它并不准确，因为它没有一点“砂”，花花绿绿的，好像是用很多厚粗布的布头挤压而成的。大砂轮专门用来磨勺子柄，开关启动，大风劈头盖脸席卷全身，似乎一下子就能把人裹走，“嗡嗡”声震天动地，让人心惊胆战。我们需要手握勺头，把勺柄平着推向砂轮，两者相交，发出金石裂帛之声，“卜卜愣愣”，布屑乱溅，打在脸上就像石子。最让人瑟瑟发抖的是手一个拿不住，“呛啷”一声，小勺飞了出去，甩到了砂轮后面转动的排风扇里面，排风扇里面是个洞，再也找不回来了。

是的，干这活离不了排风扇，因为在磨勺过程中，灰尘就如烟雾弥漫整个车间，因砂轮上需要不停涂抹绿皂，灰尘里还杂有绿色的粉末。一整套工序下来，从头到脚蒙了一层灰。摘下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口罩，两个鼻孔下面都聚着一小撮绿醭；脱下双层手套，两只手的纹路里也满是绿黑交织的污垢，就像多日不洗让北风吹出来的黑皴。这种污垢根本洗不掉，用锯末细细地搓也无济于事。那段时间，我见了人都不敢伸出手来；至于头发和工作服就更不必说了，洗第一遍时，盆底上都会窝着一团黑灰，像从大锅底下扫出来的。

每当我们穿着脏而肥大的工作服在院子里走过，其他车间的同事总是会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们，笑着调侃道：“看，磨光先生和磨光女士。”

说回最后一道工序，小砂轮是用来磨勺头的，勺头里倒进一些泡着细沙的水，伸到砂轮下面，然后用膝盖垫着小勺，手和膝盖一起使劲来回晃动。这时，身上便不只是灰了，还飞满了泥点子。裤子两个膝盖处很快磨出了窟窿，我缝上了两块大补丁。

四道工序完成后，再看初始暗淡无光的勺子，个个变得光闪闪、亮晶晶的，能清晰照出人的影子，尤其长长的勺子柄上都刻有各种花纹，让人联想到外国电影里王室使用的银餐具，其精美程度让人惊叹。老实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不锈钢小勺。

检验是相当严格的，自己觉得磨完的小勺每一把都是艺术品，但端到质检员那里，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她戴上雪白的手套，反复摩挲观察，每次总有很多不合格的打回来重新磨。我最多的一回是返工三次，同事们看我扛着盒子往返，都一起扭头看着我笑：“哈哈哈，又拿回来了！”我也满不在乎地跟着笑，坐回来重新打磨。

磨小勺的第二天，同事们就叫苦连天，一个月实习期过去，怨声载道，一下子跑了好几个人，有推说腰疼没法干的，也有什么都没说直接不来的。

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听起来似乎不错。但事实情况是，我们中干活最麻利的人这一天拼死拼活也只能磨一百把左右，算下来一个月顶多三百块钱，这个数目即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也只能算一般，更何况很多人达不到这个水平。像我这种手脚不利索的，连饭钱都挣不出来。有同学被分配到了效益好的化肥厂或造纸厂，她们来找我玩时，说每月能挣七八百块。别说工资，工作环境也是我们没法比的。

离开的人越来越多，每当我走入车间，看到空荡荡的工位，想着同事们的欢声笑语，心里便生出难言的滋味。回到家里，我也说不干了。父母都是循规蹈矩的人，他们的观念向来都是作为单位员工，一定要听从组织安排，不能我行我素。妈妈劝解我：“家里又不指望你挣钱，你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要是随随便便就走了，厂里会处分你的。”他们不了解，一个不景气的小企业，管理上哪有那么严格。但我是个听话的孩子，心里再不情愿，也硬着头皮干了下去。

身边早就没有了熟悉的脸庞，领导的亲戚又从周围村庄杂七杂八招了一些人，这些人以前干过磨小勺，已经很熟练了。他们男女不忌，嬉笑打闹。我垂头丧气，沉默不语，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转眼到了第三个月，天气越来越冷，排风扇“呜呜”地吹着，吹得双腿如浸在凉水之中。我终于下了决心，带着哭腔和父母说：“这回我说什么也不干了，怎么人家一个个都走了，不怕处分，就我怕？”他们叹着气说：“好吧。”于是找负责人结工资，由此结束了三个月的磨小勺时光。三个月的时间，除了第一个月发了一百五十块钱，后来计件的两个月一个八十，一个七十，听起来简直是开玩笑。也就在我离开没几天，磨小勺车间因故关闭了，在外面七零八落找活干的我们也陆陆续续回到了原来的车间。

我不甘心一辈子困在这里，常常幻想着有走出去的一天，日记本里写满了豪言壮语。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同事们各显其能，有的调往他处，有的去外地打工，有的自己做生意……一个又一个年轻人走了出去，就像当年磨小勺那样，到最后又只剩下了我自己。不同的是，那时我才十九岁，人生尚有无限可能，如今的我却已人到中年，万丈豪情早已跌落尘埃。

我羡慕我的女儿，她的十九岁是走在阳光明媚的大学校园里的，而我的青春却淹没在工厂的尘埃和设备的噪声里。

三十年过去了，磨小勺的行当应该没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