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广砚

那是一个飘着雪花的冬天，命运把我从华北平原上的一座小村庄拉扯出来，就像一粒沙子，在大风裹挟下飘过千山万峰、汹涌的江河和广袤的平原，最终被甩在沙漠中。满眼的苍黄让人眩晕，巨大的荒原沙漠就那么毫不遮掩地横亘在面前，脑海里瞬间充斥着几近绝望的情感。

沙漠的冬季，漫长得让人头疼。一色苍黄的戈壁滩沉浸在巨大的寂寞中，连绵的黑色卵石好似排列整齐的弹壳，远处的烽火台就像阅尽沧桑的老人，不动声色地目睹时光从眼前消逝。

初春时节，风沙猖獗，像一群暴躁的野兽在戈壁滩上横冲直撞。夜晚，在暴风的嘶吼声中惊醒，喉咙里一股土腥味，昏黄的灯光下，书柜、脸盆、桌凳上厚厚一层黄沙。直到五月中旬，树木才抽出脆弱的嫩芽。随后，春的新绿在口令和双脚砸地的声响中，连同那些细微的灰尘一起，渐渐飘落在崭新的军装上。与此同时，有一种与嘹亮铜号一般炽烈滚烫的感情潜滋暗长。我悄悄在日记本上写下懵懂的诗行：“千百年叩首不断叩问蓝天，日日夜夜追寻着这份梦想，用勇敢在苍凉中书写坚强，因为我此生是为了奔赴疆场。”

后来，我知道这座沙漠的名字叫巴丹吉林，蒙古语中“巴丹”是一个人名或者地名。至于“吉林”的含义，一说是地狱的意思，还有一说是数字60，代表海子（蒙古语中“海子”是湖泊的意思）众多。相传几百年前，有一位叫巴丹的额鲁特蒙古族老人，放牧时误闯进这片沙漠，发现了60个海子和海子边水草丰美的牧场。从此，这片沙漠就有了“巴丹吉林”这个美丽的名字。然而，美丽的传说总是与现实相距甚远，真正的巴丹吉林更像“吉林”的另一层含义——地狱，这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

在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士兵的同时，我对沙漠也渐渐有了好感，开始正视它，积极向它靠拢。有一次，我梦到自己爬上了祁连山，站在高高的山巅，遥望群山绵延，天地是那么开阔辽远。回过身来，我看见动荡不安的沙漠，像是千百头猛兽，匍匐在干燥的大地上，时而怒吼，时而翻动身躯。戈壁滩依旧如过去一样荒芜苍凉，人们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耐寒的植物，却始终掩盖不住裸露的黄色泥土，山头一个接着一个，向后隐去。

在我们居住的营房外面，除了一排稀疏的白杨树和扭曲的沙枣树，便是一望无际的浩瀚戈壁。沙尘暴是这里的常客，每次前来造访，风沙先是在远处掀起一团灰黄，接着迅速膨胀，高达百米甚至千米，疯狂地漫卷而来。狂虐的大风裹挟着亿万颗沙砾，鹰击箭啸般吞噬掉沙漠、营房和附近的村庄。世界一片黑暗，万马奔腾的声音越来越近，直抵耳边。这时候，即使房门紧闭、窗户封死，依然挡不住风沙侵袭。不一会儿，衣服、头发乃至嘴里都塞满了沙尘，一说话就咯吱咯吱地响。

在沙漠待久了，我必须得承认，在这样一个庞然大物面前，个人的能力和思想是极其有限的。多少年了，在这片戈壁上，在我之前之后，又有多少人来到、消失和走开呢？一个人的漫步，与它身上任何一颗滚动过的沙砾没有区别。在大漠戈壁的月光下，我仿佛看到一个梦幻中的自己，安静、纯洁、全身透明，在半睡半醒间看到自己战死沙场，骨骸和往事一同被风沙埋葬。待我醒来，世界依旧、生活照常。

老兵们说，不到沙漠深处，就不是一个有深度的人。上世纪50年代，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将军率领部队开赴戈壁大漠，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试验场创建任务。为了修建从酒泉市清水镇通往基地发射场的铁路专运线，部队委派1名参谋和5名士兵进行勘探，周期是10天。10天过去了，他们没回来。又过了10天，他们还是没回来。那时没有手机，没有北斗，更没有GPS全球定位，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官兵心中。紧锣密鼓的建设工作被按下暂停键，除了战备值班，所有人参与大规模搜寻任务。最终，战友们在离勘测点不足两公里的一处沙丘附近找到了他们。6名战士双脚紧紧并在一起，身体围成了一个圆形。风沙掩埋了他们的面部，皮肤早已失去弹性，却并没有腐化，而是风干成一个个坚硬的雕像。后来分析，他们应该是在勘探过程中迷了路，用完了粮食和水，体力消耗殆尽。生命的最后，战士们双脚并拢，围成圆弧，用最美的队形与这个世界告别。找到遗体后，战友们把6位英雄就地掩埋，又运了一些砖头和石块，为他们垒了一座坟茔。

听完这个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惦念他们，想去看看他们。很多次，我在梦里遇见他们，与他们畅谈理想、故乡甚至爱情和人生。直到一个冬日的清晨，我真的带着好烟好酒去寻找他们骨骸遗落的地方。那天的太阳还算温和，踏着薄薄的白雪和黄色的沙砾，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和远处传来的火车汽笛声，心中充满了从未有过的神圣和使命。寻找并不顺利，戈壁滩除了芨芨草和骆驼刺枯萎的枝干，一无所有。几个小时过去，鞋里灌满了沙子，却依然没有找到。我望了一眼天空，一块乌云遮住了太阳，我知道，这一趟拜祭之行是没有希望了。回程路上，看到一位骑三轮摩托车的师傅，急忙跑过去拦住师傅问，您知道附近有个墓吗？就是好几个人埋在一起的那个墓？师傅说“不知道”。车辆启动了，师傅突然大喊着向我摆手说“我想起来了，有！有！以前是有个坟头，去年迁走了，听说是迁到航天城那个烈士陵园了。”

我们急忙驱车，赶往百公里外的航天城。在航天城的东北角，松柏与红柳掩映处，原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题写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八个鎏金大字，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这里埋葬着开国元勋、航天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领导者聂荣臻元帅的部分骨灰，还有300多位曾经在戈壁滩战斗过的英烈，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墓碑，犹如阵容严整的方阵。在陵园最后一排，我们找到了6名烈士的墓碑。墓碑正面写着无名烈士墓，后面写着他们的牺牲经历和迁葬过程。由于保密的原因，当年他们就地掩埋时没有留下姓名。单位几经整编，相关档案也遗失了。后来经过DNA检测，他们去世时最大的不到三十岁，最小的才十八九岁。我给他们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用衣角轻轻擦拭石碑，手掌依次抚摸着每一个细节，沿着汉字的指向，我结识了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从未谋面却又如此熟悉，他们都是我灵犀相通的战友、兄弟和师长。

这300多座墓碑，这300多位不死的英雄，在巴丹吉林沙漠甘洒一腔热血。我至今记得一个名字——李幸福，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他从发射架上重重跌了下来；还有一个战士叫王来，1965年10月20日，一名战友在泄除加注车内的多余液氧时突然失火，王来飞奔相救，身上顷刻间燃起熊熊大火。为了保护战友生命和设备安全，他拼命朝远处跑去，最终倒在了戈壁滩上。

落日如血。60多年过去，24000多个日日夜夜弹指一挥间。从1958年毛泽东亲自批准组建导弹基地到现在，一个又一个倒在这块土地上的战友，住进了这片大漠深处的墓园，在另一个世界，聆听着时代的急骤蹄声和岁月变迁、世事交替的摩擦声。他们和“神树”胡杨一样，即便被风沙夺走了生命，躯体依然是战斗的模样；即便有一天不能再站在人世间，依然挺直着不朽的脊梁。

叶子在季节交替中改变了颜色，从诞生到坠落，就像人生的宿命。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已经是巴丹吉林的一部分了，那个天高地阔的西域荒漠，才是真正适合我的地方。正如我的儿子赵砚航，虽然他在老家临清出生，但大部分时间都跟我在大漠军营生活，以至于在他眼里，戈壁滩上的这座军营才是家，而生养我的山东只能叫作老家。

从内心抵触到完全接纳，再到不能割舍，我用了整整16年时间。我知道，终有一日，我将永远离开这片土地。但是，我郑重地嘱托砚航：不管我走多远，不管身在何处，不管将来以怎样的方式离开尘世，如果可以，请将我的骨殖埋在这黄沙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