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玉朋

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改变了鲁西地区的发展命运，并对地区社会生态变迁产生重要影响。

明清时期，鲁西地区经济发展与国家政策驱动存在紧密联系，大运河的贯通对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辐射带动作用。各州县利用便利的运河交通条件，大面积种植花生、棉花、烟草、枣、梨等经济作物。为便于存储及运输，各地发展熏枣、草编、苇编等作物深加工产业，商品经济得到发展，进而改善了百姓生活条件。

聊城、临清及张秋等城镇的客商如织、货物云集、商业繁荣，崇商风气浓厚，经济富庶。晚清时，运道淤塞，漕运不通，城镇繁荣的条件不复存在，经济发展陷入颓势。运河淤塞后，清廷绕开张秋镇，于阳谷陶城铺开新河，直接导致张秋镇衰落。光绪《阳谷县志》言：“从张秋南新开运河于陶城铺之东，旧河遂成干河，凡十六里，张秋一带颇寂然。”日本东亚同文书院调查鲁西经济时直言：“（聊城）因有大运河贯通南北而成为四通八达的要冲，但到大运河水运断绝之后，就大不如往昔了”。

运河流经的鲁西地区水资源相对不足，为确保运河畅通，明清政府垄断了以泉源为核心的水资源分配。沿运州县开掘疏浚数量可观的泉源，汇入汶、泗诸河以济运。为确保泉源济运，帝制国家采取了各种严厉措施禁止百姓引水灌溉，与民生改善的需求发生冲突。为更好引水济运，各州县修建闸坝工程，改变了河流的水文地理形势，加大了水患频率。漕运畅通与农业灌溉的矛盾日益尖锐。运河西岸各条河道被运河阻隔，无法畅流入海。地方挑河积极性不高，放任河道淤塞，导致农田被淹，影响农业正常生产。大运河横亘南北，阻塞鲁西平原的下泄水道，加剧了运河沿线严重的土壤盐渍化现象。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为降低，生态环境脆弱性加剧。

鲁西地区地处京津、燕赵、中原、齐鲁文化的交界地带，内部的地域文化差异显著，经济发展不均衡，精英分布存在地域差异，进士、举人等上层绅士集中于济宁、聊城、临清、德州等少数核心城市。在动荡年代里，拥有士绅精英阶层的聊城、济宁等核心城市组织了训练精良的自卫武装，抵御了外部军事集团的入侵。腹地州县缺乏势力强大的士绅精英，农民阶层占绝大多数比例。以农民为主组成的底层阶级，维持着低下的生活水准。人多地少的矛盾，国家劳役的沉重，遇有灾荒年份，极易导致生活的贫困化。鲁西地区百姓还承担着皇权国家强派的各种劳役。黄运河工劳役，强派拉纤，治河物料科派等各种杂役是压在鲁西地区下层百姓头上的沉重负担。由于农业垦殖以及河工物料的大量使用，鲁西地区植被破坏严重，下层百姓在冬季面临燃料短缺的现实问题。

学者许倬云曾言：“一个体系，其最终的网络，将是细密而坚实的结构。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纲目之间，必有体系所不及的空隙。这些空隙事实上是内在的边陲。”运河的经济辐射范围集中在直接流经的城镇，呈现出点带状分布的特征，未将腹地州县全面纳入经济辐射圈内，腹地州县呈现出“内地的边缘”的特征。这些州县距运河并不远，甚至运河也流经辖境，虽大力种植发展烟草、棉花等经济作物，但总体上商品经济发展迟滞，呈现出以农为本、封闭保守的社会风气。腹地州县普遍缺乏势力强大的士绅阶层，正统权威的影响力弱小，为异端思想（如王伦的白莲教）传播创造了条件，成为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素。

概言之，大运河既是中国政治文化大一统的象征，也是促进南北统一的重要媒介。大运河在刺激沿运城镇繁荣发展的同时，对鲁西地区社会生态变迁起着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